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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到漢森的訓練記錄摘要，他接受訓練總共只有六個月。當時負責沙拉特的是克萊夫·貝拉米，他又高又瘦，愛搞惡作劇，是伊頓的畢業生。“在一切實用技能方面的表現均十分出色，”他在漢森的結業報告中寫道，“記憶力一流，反應迅速，獨立生存能力強。需要強力駕馭。如果我的船上發生兵變，第一個要挨鞭子的肯定是漢森。需要廣闊的施展空間，得有個一流的指揮官。”

我又翻到他的行動記錄。這一部分也看不出任何毛病。由於漢森還是個荷蘭人，總部決定保持他的原有身份，刻意減弱他身上英國人的特點。漢森表示不服，不過他們制住了他。當時，幾乎所有人（除了他們自己）都把身在海外的英國人視為美國人，只不過覺得他們沒有美國人那麽大的影響力罷了。因此，總部為了招到一個瑞典人恐怕都願意去殺人，為了招到一個西德人也會去偷去搶。就連比較容易弄到手的加拿大人，總部也會笑臉相迎。回到荷蘭之後，漢森正式與耶穌會脫離了關系，開始尋找東方就業的新機會。在那個年代，西歐各國的首都總共有二十多家東方學術機構。漢森一家一家地登門應聘，這個地方答應要他，那個地方也給出了承諾。法國的一家東方新聞社聘請他當特約通訊員。倫敦的一家周報在總部的敦促下也給他設了一個職位，條件是不從報社拿一分錢。他的掩護身份就這樣一點一點地完善起來——範圍很廣，因此有理由四處旅行，隨心所欲地問各種問題；從事的職業五花八門，這樣別人就搞不清他的財產狀況，因為誰都不知道雇用他的好幾個老板分別給了他多少錢，或是讓他做什麽工作。他已經做好了準備。英國在東南亞的利益也許是在隨著帝國的衰落而逐漸減少，不過美國人在東南亞也是泥足深陷，他們跟越南在正式地打仗，跟柬埔寨在非正式地打仗，跟老撾則是在悄悄地打仗。雖說我們扮演著美國人跟屁蟲的不光彩的角色，但能向他們提供像漢森這樣可貴的才能，我們還是覺得很高興。

間諜技術能做成許多事。它能夠拍攝到農作物、壕溝、坦克、火箭發射場、輪胎印，甚至能拍到馴鹿遷徙的過程。哪怕是俄羅斯戰鬥機飛行員在四萬英尺的高空放個屁，或是有中國將軍在夢中打嗝，這種聲音它都能捕捉到。但它無法取代人的理解。要是一個柬埔寨農民種在山坡上的莊稼被基辛格博士派來的沒有標記的轟炸機炸得精光，女兒被賣到城裏當妓女，兒子被哄騙得離開農田去替美國傀儡軍打仗，或是為了保證家人的安全不得不加入紅色高棉的隊伍，間諜技術不可能告訴你這位農民心裏的感受是什麽。間諜技術也無法讀出身穿黑色寬松褲的叢林士兵的唇語，他們手中最強有力的武器是被歪曲了的馬克思主義，其倡導者是一個嗜血成性、曾在索邦大學接受教育的柬埔寨精神病患者144。間諜技術偵測不到一支非機械化部隊排放的廢氣，破譯不出一支沒有無線電的部隊的密碼，計算不出靠甲蟲和樹皮就能生存下去的士兵需要多少給養，也無法估量那些一無所有、只能去贏得未來的人們會有怎樣的士氣。

可是漢森能夠做到。漢森已經成了一個亞洲人，他可以不帶食物徒步行走一個星期，可以蹲在部落裏聽村民的竊竊私語。早在當地人日益高漲的反抗之風吹動金邊和西貢大使館上的星條旗之前，漢森就可以預先判斷出他們的情緒。他還能向轟炸機指示出——他的確這麽做了，後來他覺得很後悔——他能向美國的轟炸機指示出哪些村子在窩藏越共分子。他也是個善於利用別人的家夥。他能從各行各業裏招到幫忙的人，教他們怎麽去看，去聽，去記，去報告。他知道該告訴他們多少東西，知道該如何獎勵他們，也知道什麽時候不該這麽做。

先是幾個月，然後是幾年，漢森就這樣在柬埔寨北部的所謂“解放區”裏行動著，這些地區名義上處於紅色高棉的控制之下。突然有一天，漢森從自己居住的那個村子裏消失了。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村裏的人也都給帶走了。很快人們都以為他已經死了，這成了又一起發生在叢林中的失蹤案。

他就這麽死了，誰知道不久以前，他又在曼谷的一家妓院裏死而復生。

“不用著急，內德，”史邁利往特拉維夫打電話時對我說，“你要是想再休息兩天倒倒時差，我這兒也沒什麽關系。”

在史邁利的語言裏，這句話的意思就是：“盡快找到他並向我匯報，可別讓我手上再搞出一個天大的醜聞。”

我們曼谷情報站的站長是一個為人粗魯、性格專橫的小個子男人，他名叫朗貝洛，是個禿頂，留著八字胡，我始終都不太喜歡這家夥。情報部對於年屆五十的人不會再提供什麽好機會。他們中間大部分人的身份已經暴露，許多人要麽覺得太累，要麽就是不再抱有任何幻想，覺得身份暴露不暴露都無所謂。其他人則去了私人銀行或大企業，不過這種關系很少能長期保持下去。他們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變化，已經不適應公開的生活了。但是也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托比·伊斯特哈斯和朗貝洛都名列其中——能夠繼續霸占著情報部裏的位置，據這些人自己說，他們仍然很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