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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對情侶，我心想。要真是這樣的話，那他們就是一對無視危險的情侶，因為這條路是雙向通行的。又一輛車出現了，和第一輛車來時的方向一樣。它也停了下來，不過停的位置還沒到我所在的電車車站。又來了一對情侶嗎？還是說這個司機只不過是比較明智，要跟前面停著不動的那輛車保持一定的刹車距離？反正效果都是一樣的：這下子我的兩旁就各有一輛車了。我站在那兒繼續等，看到那兩個一聲不吭的酒鬼站起身離開了門洞，看起來清醒得很。然後我聽到背後傳來腳步聲，輕得就像有人穿著臥室的拖鞋踩在雪地裏，但距離很近。我知道此刻我不能做出一丁點兒突然的動作，任何動作都是不明智的。我不可能拔腿就跑，也不可能靠先下手為強來脫身，因為我腦海中開始擔心一個問題：要麽就什麽事都沒有，要麽就徹底完蛋。如果真的是徹底完蛋，我也沒有任何辦法。

一個男人站在我左邊，近得伸手就能碰到我。他穿著一件毛皮大衣，戴著皮帽子，拿在手裏的那把折疊雨傘說不定是塞在尼龍套裏的一根鉛管。好得很，他和我一樣，也在等電車。另一個男人站在我的右邊。他身上有一股馬的味兒。好得很嘛，他跟我還有我的那位同伴一樣，也是在等電車，雖說他是騎著馬到這兒來的。接著一個男人的聲音用糟糕透頂的波蘭英語跟我說起話來，既不是從我的左邊，也不是從我的右邊，而是從我的身後。我之前聽到的仿佛穿著拖鞋的腳步聲就是從那個方向傳來的。

“先生，恐怕奧斯卡今天晚上來不了了。六個月之前他就死了。”

但到這個時候，他已經給了我思考的時間。實際上，簡直是整整一個時代。我不認識什麽奧斯卡。奧斯卡誰？從哪兒來的？我是個荷蘭人，只會說一點點英語，口音還很重，就像我在奈梅亨的叔叔嬸嬸們一樣。我停了一會兒，留足他的話在我身上產生作用的時間；然後我轉過身——轉得很慢，而且顯得興趣索然。

“你把我弄糊塗了，先生，”我用從小在母親膝下學到的那種緩慢而平板的聲調說，“我叫弗朗茨·約斯特，是從荷蘭來的。我就是在這兒等電車啊，不是在等人。”

這時，站在我兩旁的兩個人很專業地一把抓住我，在扭過我的胳膊的同時讓我失去了平衡，然後拽著我搖搖晃晃地一路朝第二輛車走去。但此時我已經認出了剛才跟我講話的那個矮胖男人，灰白的臉頰上表情陰郁，眼神像夜班職員一樣呆滯。他就是我們的耶日上校，就是那位廣受宣傳的保衛波蘭人民共和國的英雄。在他毫無顧忌地逮捕、折磨我們的間諜的那段時期，他面無表情的照片曾頻頻出現在幾家著名波蘭報紙的頭版上。

根據我們各自選擇的職業，有些“死亡”在我們的潛意識裏是有所準備的。殯葬人會仔細考慮他自己的葬禮，富人考慮的則是一文不名的窘境。監獄裏的看守會想到自己有可能身陷囹圄，浪蕩子擔心的卻是陽痿。我聽說，一位演員最大的恐懼，就是眼睜睜看著整個劇院裏的人走光了，只剩下他自己徒勞地想著忘掉的台詞，這情景跟提前看到自己死去又有什麽區別？對公務員來說，死亡就是保護著他的特權之墻轟然倒塌的那一刻，他會發覺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毫無保障，暴露在公開世界的審視之下，還得像一個不忠的丈夫那樣為自己的放蕩和遁詞付出代價。如果讓我實話實說，我在情報界的大多數同事都可以歸入下面這個分類：他們最大的恐懼就是某天早晨一覺醒來，發覺自己的真名沒加密碼就出現在報紙上，或是聽到電台和電視節目裏提到了他們，把他們當成了逗樂和嘲笑的對象；最糟糕的是，受到他們自以為在服務的公眾的質疑。在他們看來，上了敵方的當，甚至在全世界所有的情報部門中暴露了身份都不算什麽，像這樣受到公眾的審視才是最大的災難。這對他們來說簡直無異於死亡。

至於我自己，最可怕的死亡、最大的考驗，自從我邁進秘密工作門檻一直在準備著的，就是我現在面臨的遭遇：我那並不確定的勇氣要遭到酷刑的考驗；我在精神和肉體上都要被折磨到無法忍耐的最後極限，知道自己只要說一個字就能阻止死亡的發生——知道我心中正在進行精神與肉體的殊死較量，知道那些對我施加痛苦的人，其實只是我自己心中這場秘密戰爭的雇傭兵而已。

於是，從感到第一陣令人失去判斷力的劇烈疼痛開始，我的反應就是接受現實：喂，我心想，你終於來找我了——我叫約斯特，你叫什麽名字？

你要知道，根本就沒有什麽儀式。他並沒有像電影裏的老套情節那樣讓我坐在桌前，對我說：“快說，不然你就得挨揍。這是你的供認狀。簽字吧。”他沒叫手下把我鎖進牢房裏，讓我熬上幾天，等我自己意識到老實交代比逞強更為明智。他們就那麽把我從車上拽下來，拖著我走過一棟可能是私宅的房子的大門，進到一個院子裏，那地方只有我們幾個人的腳印。然後他們只好拖著我走過厚厚的積雪，再讓我站直，三個人開始輪流打我，一會打臉，一會打腹股溝和肚子，一會又開始打臉，不過這次用的是胳膊肘或者膝蓋。接著，趁著我的腰還沒直起來，他們把我踢得在滑溜溜的鵝卵石地面上滾來滾去，就像在踢一只被電得半死的豬，好像都等不及把我弄進房間再動手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