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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斯克的旅館都一樣可怕，我住的地方也不例外。大堂散發著一股消毒過的小便池的氣味；登記住宿的手續簡直跟領養孩子一樣麻煩，而且花的時間還更長。給我登記的房間後來發現已經住了人，那位女房客說的語言我根本聽不懂。等到我找到另一個房間，再讓女服務員把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種種惡心痕跡清理幹凈，天色已近黃昏，我該讓奧斯卡知道我已經到了。

每個情報員都有自己的個人風格。档案上說，奧斯卡夏天的時候喜歡釣魚，我的前任曾經在河邊跟他有過好幾次成功的交談。他們甚至還一起釣到了幾條魚，不過因為受到了汙染，這些魚根本沒法吃。但當時是在天寒地凍的冬天，只有小孩子和受虐狂才會跑去釣魚。到了冬天，奧斯卡的習慣就變了，他喜歡到港口附近一家專門招待小官員的俱樂部去打台球。這個俱樂部裏有一部電話。我的前任會說波蘭語，他想和奧斯卡見面的時候，只要往俱樂部打個電話找到他，兩個人興高采烈地談論一番，談話的基礎就是他假稱自己是奧斯卡在海軍的老朋友，名叫萊赫。然後奧斯卡會說：“好吧，明天我在我姐姐家見你，咱們喝一杯。”這話的意思是：“一個小時之後，開著你的車到某某街的拐角接我。”

可是我不會說波蘭語。另外，按照海頓事件之後制定的諜報技術法則，重新動用一名間諜時決不能采取原有的工作程序。

奧斯卡在他的信裏提供了三家咖啡館的電話號碼，還有他可能待在每一家咖啡館裏的時間。之所以提供三個電話號碼，是因為其中某一部電話很有可能會壞掉或是占線。如果三個號碼都不管用，那麽我們就得利用車子來接頭，奧斯卡也說了我應該在什麽時間站在哪一個電車車站等他。他還提供了他新買的那輛藍色特拉貝特121的車牌號。

也許你會覺得這一切安排似乎都讓我處在了一種被動的地位上，這是因為此類會面有一條鐵律：在一線工作的間諜就是上帝，只有間諜本人才能決定什麽樣的程序對他來說最安全、最符合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奧斯卡的建議和我的想法大相徑庭，我也不明白為什麽在見面之前非得在電話裏交談一番。但也許奧斯卡自己是明白的。也許他是害怕掉進圈套。也許他是想在冒險之前聽聽我的聲音，掂量掂量我是不是靠得住。

也可能是因為有些附帶情況我當時還不知道：他要帶個朋友一起來；他想馬上撤離；他改變主意了。因為諜報技術裏還有第二條法則，跟第一條一樣毫無余地：無論在什麽時候，都應該把不合常理的情況視為家常便飯。一個優秀的情報官員應該預計到，他剛開始打電話的時候，格但斯克的電話系統可能會全部崩潰。他應該預計到，那個電車車站有可能恰好處在道路施工段的正中間，那天早晨奧斯卡有可能會開著車撞上電線杆，也有可能發燒到四十度；奧斯卡的老婆有可能說服了他先索要價值一百萬美元的黃金，然後再繼續和我們聯系；也有可能是她肚子裏的孩子偏偏要早產。所有的訣竅——我反反復復地跟學生們念叨這個道理，弄得他們都討厭起我來——都在於依靠索德定律122，除此之外別的什麽都別信。

我白白花了一個鐘頭往三家咖啡館打電話，只好在九點十分的時候來到約定的電車車站，等著奧斯卡的那輛特拉貝特轎車小心翼翼地從街上朝我駛來，當時我心裏就一直想著這條定律。雖然這會兒雪已經停了，街上電車軌道一側的路面上也只有兩道輪胎壓出的黑乎乎的印痕，但偶爾駛過的幾輛車都像從前線返回的幸存者一樣膽戰心驚。

有兩個但澤：一個是以前的但澤，漢薩同盟123的宏偉港口；另一個是現在所說的格但斯克，也就是波蘭的工業貧民區。我在那兒等待的時候，左右兩旁一棟棟燈光昏暗的公寓房陰沉沉的，仿佛在令人窒息的橘黃色天空下佝僂著腰。我朝街道兩邊望去，竟然看不到絲毫人類愛情或者快樂的痕跡。沒有咖啡館，沒有電影院，甚至沒有一盞好看的街燈。就連縮在馬路對面一個門洞裏的兩個酒鬼好像都不敢說話。在這室外監獄般乏味的場景之中，要是有人大笑一聲，因為朋友情誼或是開心的緣故喊上一嗓子，仿佛都會是一種犯罪。一輛轎車從我旁邊開過，但那車不是藍色的，也不是特拉貝特。車側面的窗戶上蓋著厚厚的一層雪，車子都已經開過去了，我還沒看清楚裏面坐了幾個人。車子停住了。沒停在街邊，沒停在人行道上，也沒停在拐彎處或是應急停車道上，因為這幾個地方全被一堆堆的積雪堵住了。汽車直接停在了路上那兩行黑乎乎的輪胎印痕上，熄了火，然後燈也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