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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慕尼黑視為通往波蘭的跳板，這個想法或許有點奇怪。但幾十年來，慕尼黑始終是許多波蘭行動的指揮中心。我們領事館地處綠樹成蔭的郊區，附屬建築房頂上的天線日夜監聽著我們在波蘭的情報員發出的信號——往往只是公開電台講話時夾在詞句中間的短短一聲“嗶嗶”。收到信號後，我們會按照事先約定的程序向他們發送一些安慰的話，並下達新的指令。我們從慕尼黑發送寄往波蘭的信件，信件中藏有密寫的信息。如果我們的情報員設法離開了波蘭國境，我們也會帶著他們從慕尼黑出發，到別處聽取情況匯報，盛情款待他們，傾聽他們的煩心事。

如果我們站裏的情報官員確有必要親自前往波蘭，同樣還是得從慕尼黑出發。我們總是獨自一個人去，通常會假扮成到波蘭參加交易會或是展覽會的外地生意人。在某個路邊的野餐地或是小巷裏的咖啡館，我們的使者會短暫地和彌足珍貴的情報員們面談，辦完事情之後就各自離開，大家都知道油燈又已經加滿了。沒幹過情報員的人，不可能想象出那意味著怎樣的一種信仰上的孤獨。能在恰當的時候和一位好心的情報主管喝上一杯不怎麽好的咖啡，這也會讓一名情報員的士氣高漲幾個月。

因此才會有後面發生的事：在慕尼黑工作的任期剛剛過半（特奧多爾教授和他的隨行人員也動身去了美國，這可很受歡迎），我坐上了一架波蘭航空公司的飛機從華沙飛往格但斯克，口袋裏裝著一本荷蘭護照。護照上稱我是來自奈梅亨120的弗朗茨·約斯特，四十年前出生。根據我以商人身份填寫的簽證申請表，我此行的任務是代表一個西德農業聯盟去考察預制的農業建築。因為我有一些工程學方面的基礎知識，憑這點本事和他們農業部的官員們換換訪問名片肯定是綽綽有余。

我的另一個任務則要復雜一些。我要尋找一個名叫奧斯卡的情報員，大家都以為他犧牲了，可六個月之後他竟然又起死回生。宛如晴天霹靂，奧斯卡往以前的一個掩護地址給我們寄了一封信，信中用的是他的密寫工具，詳細描述了從他第一次聽說有人被捕直到現在，他做過的、沒做過的所有事情。他始終保持著冷靜。他還在繼續自己的工作。為了不讓別人懷疑到他，奧斯卡匿名檢舉了他所在的档案部門裏的一位無可指責的共產黨工作人員。他就那麽等著，幾個星期之後那個工作人員不見了。他深受鼓舞，就繼續等下去。他聽到一些謠傳，說那個工作人員已經招供。以耶日上校那些“溫和”的服侍手段而論，這沒什麽好奇怪的。又過了幾個星期，他漸漸覺得自己安全了。現在他已準備重新開始工作，可是得有人告訴他該幹什麽。為表達他的堅定態度，他在信中的第三個、第五個和第六個句號處粘貼了密點，這些都是原先約定的位置。密點中微縮的內容放大之後，是多達十六頁的絕密命令，都是波蘭國防部下達給耶日上校的部門的。圓場的分析師稱文件“較可信，暫定為可靠”，他們嘴裏能說出這樣的評價，就等於興高采烈地承認了文件的真實性。

你肯定能想象到奧斯卡的來信在站裏激起了怎樣的興奮情緒，甚至包括我自己在內，雖說我從來沒見過他。奧斯卡！相信他的人們驚嘆道。那家夥可真厲害！身陷一片廢墟還能活蹦亂跳！奧斯卡有本事擺脫困境，準沒錯！奧斯卡，我們久經考驗的波蘭海軍部職員，安插在格但斯克海岸防禦指揮部，當地情報站有史以來最出色的特工之一！

只有那些經驗最豐富或是最接近退休年齡的人，才認為這封信是個誘餌。在這種情形下說“不行”很容易，說“可以”則需要勇氣。然而，那些說“不行”的人的意見往往會被聽取，尤其是在海頓事件之後，於是支持反對的雙方一時陷入了僵局，誰都不敢貿然采取行動。為了爭取時間，我們寫信給奧斯卡，讓他再搞點旁證。他怒沖沖地回信質問我們到底信不信任他，而且這次他還堅持要見面。“要麽見面，要麽一切免談。”他在信中說。見面地點定在波蘭。趕快安排，否則永遠別想再見到他。

總部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我請求上頭允許我去見奧斯卡。情報站裏不相信這件事的人說我瘋了，相信的人則說這是唯一正當的做法。兩派人的話都不能讓我信服，但我想要弄清真相。這可能也是為我自己吧，因為從梅布爾最近流露出的一些跡象看，她似乎想從我們的關系中抽身離開，而我對自己的評價向來也並不太高。總部選擇了不信者的立場。我提醒他們說，我有在海軍工作的背景。總部猶豫了，說“不行，但可以看看再說”。我提醒他們說，我會講兩種語言，我那強勢的荷蘭性格可是經歷過考驗的，這一點也得到了我們在荷蘭的聯絡員的寬恕，因為他想在其他方面得到照顧。總部權衡了各種風險和可能的選擇，最後說：“好吧，但只能去兩天。”也許他們想明白了，自從海頓事發之後，我反正也沒有多少秘密可以泄露。我匆匆忙忙地整理好掩護身份的資料，趁著他們還沒改變主意之前趕緊動身。我乘坐的飛機在格但斯克機場降落時，氣溫是零下六度。街道上全是厚厚的一層雪，而且雪還在不停地下，靜謐的氣氛讓我覺得很安全，雖說這麽想有失謹慎。但我並不打算冒任何風險，相信我。我也許是在尋找真相，但我也絕不是什麽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