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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奧多爾啊，我得這麽說，內德——特奧多爾絕對是我們的大明星。”離開倫敦前共進午餐的時候，托比向我保證說。那頓飯他差點就付了錢。“老派人物，做事非常謹慎，在職多年，忠誠得像水蛭一樣。特奧多爾是我們的王牌，絕對的。”

當然了，教授比較令人驚嘆的成就之一，就是在海頓的斧頭下幸免於難。也許這是因為他運氣好；換個不太厚道的說法，也許是因為教授從來都沒搞到什麽有價值的情報，沒能引起那位忙碌的叛徒的注意。準備接手的時候我免不了注意到——我的前任在伊維薩島104休假時死於心臟病突發——盡管特奧多爾的個人档案足有好幾卷，但他的成果档案卻不是一般的薄。一部分原因在於他的主要職責是發現人才而非利用人才，還有一部分原因則是，在教授替我們工作的多年時間裏，由他引入情報網的人寥寥無幾，而且始終也沒做出多少貢獻。

“其實啊，內德，匈牙利真他媽是個很難啃的目標，我得說，”我委婉地向托比指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對我說，“那地方太開放了。公開的目標嘛，你搞到手的都是些早就知道的垃圾。如果你弄不到皇冠上的珍寶，就只能搞點人人知道的常識——這玩意誰要？特奧多爾給美國人弄到的東西，那才叫了不起。”

這似乎才是要害所在。“那他究竟給美國人弄到了什麽呢？”我問道，“除了電台上說的心靈啊意志啊之類的，還有那些沒人看的文章？”

托比的笑容顯出了一副優越感，讓人很不舒服。“不好意思啊，內德老夥計，恐怕這是‘需者方知’的事。你不在這個名單上。”

幾天之後，按照協議的要求，我給格羅夫納廣場105的拉塞爾·謝裏登打電話辭行。謝裏登是美國表兄駐倫敦情報站的站長，不過他也負責他們在西歐地區的行動。我耐著性子說了一會兒客套話，然後隨口提到了特奧多爾的名字。

“哦，那就得讓慕尼黑來說了，內德，”謝裏登很快說道，“你了解我。我從來不去侵犯別人的地盤。”

“可他給你們幫上什麽忙了嗎？我只想知道這個。我的意思是，情報員的激情確實會耗光的，對不對？都十五年了啊。”

“這個嘛，我們倒覺得他給你們幫上了忙，內德。照托比的說法，你準會覺得特奧多爾是在獨力支撐著自由世界。”

不是的，我心想。要是聽托比說，你會覺得特奧多爾是在獨力支撐著托比。不過我不是個尖刻的人。在間諜這一行裏，和在生活中的大多數情況一樣，說“不”總是比說“是”要容易。抵達慕尼黑時，我已經準備好相信特奧多爾就是被托比捧上天的大明星。我只是想得到確認。

我還真得到確認了。起初是這樣。教授非常了不起。我原以為跟梅布爾結婚之後，自己已經失去了類似這樣瞬間迸發的熱忱——從某種程度上說的確是這樣——直到那天晚上。他為我打開房門，我進屋後發覺自己簡直走進了一處保存完好的中世紀歷史遺跡，發覺自己能做的合乎禮儀的唯一舉動，就是像他的學生一樣拜倒在他的腳下，全神貫注地傾聽他充滿睿智的言語。這就是情報部存在的目的！我心想。這樣的一個人本身就值得拯救！如此文雅，如此淵博。為我們效力了那麽多年。

他熱情款待了我，不過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這是他的年齡和聲名使然。他給我倒了一杯上好的托卡伊106葡萄酒，然後把這種酒的起源向我娓娓道來。我承認說，我對匈牙利葡萄酒懂得太少了，但我很想知道。他又談起了音樂，可悲的是我對音樂還是一無所知。他用自己珍藏的小提琴為我演奏了幾個小節，還向我解釋道，這把琴正是他逃出匈牙利時隨身攜帶的，其制作者並非斯特拉迪瓦裏107，而是一位厲害得多的人物，此人姓甚名誰我早已想不起來了。我心想，能夠指揮一位帶著小提琴逃亡的間諜，這真是我極大的榮幸。他談到了戲劇，說有個匈牙利戲劇團正在慕尼黑巡演，他們的《奧賽羅》棒極了。雖然我和梅布爾還沒去看過那出戲，他的描述已經讓我心馳神往。他穿著德國人說的那種“Hausjacke”108，黑色的褲子，一雙靴子擦得鋥亮。我們談到了上帝，談到了世界，一起吃了我這輩子嘗過的最美味的匈牙利牛肉湯109，是焦慮不安的海倫娜端上來的，她低聲打了個招呼就借故離開了。她個子高高的，以前肯定長得很美，但她寧可把自己弄得邋裏邋遢。我們的晚餐最後以杏子帕林卡110結束。

“內德閣下，不知我能否這樣稱呼你，”教授說，“有件事情一直壓在我心頭。在我們剛剛建立起工作關系的時候，希望你允許我提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