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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德國情報機構就在普拉赫坐鎮，美國人和他們坐在一起。美國人先是慫恿他們，後來自己又臨陣退縮，勸他們罷手。況且，不管美國人坐在哪裏，大家也都得跟過來。時不時會傳出一些駭人的醜聞，通常是因為這幫小醜中間的某個家夥幹脆忘記了自己在替誰工作，要麽是喝醉了酒哭哭啼啼地不打自招，要麽是開槍打死了自己的情婦、男寵或是自己，要麽就醉醺醺地從“鐵幕”的那一邊冒出來，宣布要效忠於他此前始終在背叛的對象。我這輩子都沒見過如此不堪的情報妓院。

普拉赫之後又來了些破譯密碼的人，還有些搞保密工作的家夥；這幫人走了之後又來了“自由電台”、“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哪兒哪兒電台”。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差不多就是同樣的人，都是些流亡的陰謀家。當時他們已經感覺到自己有些時乖運蹇，只不過不敢說出來。這些流亡團體花了許多時間爭論細枝末節的東西，比如君主制復辟之後，誰應該來當皇家騎兵隊的隊長；誰應該獲得聖彼得和刺猬勛章；那幫共產主義膽小鬼從大公夏宮的客廳裏滾出去之後，該由誰來接管；誰能撈到沉在看不見的水底的那罐黃金。可他們總是忘記自己說的那個湖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被布爾什維克“篡權者”抽幹了，還在那兒建起了一座面積六畝的水力發電站，直到後來河水枯竭。

好像這還不夠似的，慕尼黑還有胸懷最為狂熱的德國式抱負。在這種抱負的追隨者看來，就連1939年劃定的邊界95都只不過預示著德國將提出更多的要求。東普魯士人、薩克森人、波美拉尼亞96人、西裏西亞97人、波羅的海人和蘇台德區的德國人全都抗議說遭到了極不公正的待遇，只能靠從波恩方面領取的脹鼓鼓的薪水袋來安撫自己的悲傷。有些夜晚我疲憊地走在滿是啤酒味的街上，回家去找梅布爾，這種時候我仿佛都能聽到他們唱著國歌，跟在希特勒的鬼魂後面開步走。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們還在幹這個行當嗎？唉，恐怕是還在幹，不過比起當年我不得不跟他們打交道的時候，他們已經沒那麽瘋狂了。史邁利有一次對我引用過霍勒斯·沃波爾98的話，要不然我也不會好端端地想起此人的名字。沃波爾曾說過，對於思考的人而言，這個世界是一出喜劇；對於感受的人而言，這個世界則是一出悲劇。好吧，要說喜劇，慕尼黑這兒有的是巴伐利亞人；要說悲劇，這座城市則有她的過去。

關於教授的政治經歷，時隔近二十年之後我的回憶已經不太清晰了。當時我以為自己能理解這些經歷——我肯定是這麽認為的，因為每次晚上我和教授待在一起時，幾乎都是在聽他講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匈牙利歷史。而且我敢肯定，這些經歷也都被寫進了書裏——最起碼得占一章的篇幅，我要是能弄一本書來瞅瞅就好了。

問題在於，教授更樂意談及匈牙利的歷史，而不是她的現在。也許他在一輩子不斷調整適應的過程中學會了一個道理：只關注那些已經蓋棺定論的問題，這才是明智之舉。我記得他講過擁護正統王權的匈牙利人，他們支持的是查理國王99。1921年國王突然返回匈牙利，這讓同盟國大為恐慌，立刻命令他下了台。我覺得當年這一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教授的年紀肯定還沒超過五歲。可是他提到此事的時候，睿智的雙眼竟滿含淚水，而他行為舉止的許多方面也能看出曾受到君主制稍縱即逝的影響。提到《特裏亞農條約》100的時候他強壓著心中的怒火，連握酒杯的優雅而白皙的手都在發顫。

“那是一場災難，內德閣下，”他以彬彬有禮的責備態度向我抗議，“是你們這些勝利者強加給我們的。你們搶走了我們國王治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你們把土地分給了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那可都是些渣滓啊，內德閣下！我們匈牙利人是有教養的民族！你們為什麽要這麽對待我們？為什麽？”

我只能替我們國家的惡劣行徑道歉，就像我只能替國際聯盟道歉一樣，它在1931年毀掉了匈牙利的經濟。這件不計後果的事國際聯盟到底是怎麽幹成的，我一直都沒弄明白，不過我記得好像跟小麥市場有關，還跟國際聯盟嚴格的正統通貨緊縮政策有關。

然而，在談到當代的事情時，教授的看法卻奇怪地變得謹慎起來。

“這又是一場災難，”他只會說，“全都是《特裏亞農條約》和猶太人造成的後果。”

傍晚的幾縷陽光斜斜地穿過花園的窗戶，照在特奧多爾氣度不凡的一頭白發上。相信我，他是個雄獅般的人物，寬寬的額頭宛若蘇格拉底，就像是一位時刻有天才在側的偉大導師。精心雕琢的雙手、波浪似的濃密頭發，有點兒駝背——應該是思想太深邃的緣故。長相如此可敬的人絕不可能是膚淺之輩——即使那雙博學多識的眼睛在眼眶裏顯得稍微有點小，即使那雙眼睛會鬼鬼祟祟地瞥向旁邊，就像食客在餐館裏瞧見更好的菜肴從身旁經過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