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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不對，他是個了不起的好人，給我們當了十五年的情報員。如果一個人長得高，那他顯然也具有高人一等的權威。如果他的嗓音猶如金聲玉振，那他說的話肯定也是金玉良言。如果他的模樣長得像席勒101，那他的所思所感肯定也和席勒相同。如果他的笑容顯得淡然而又睿智，那麽笑容背後的人肯定也是如此。這就是一個以貌取人的社會。

只不過偶爾也會有例外情況，我現在就是這麽認為的——上帝偶爾會自己尋點開心，給我們送來一個與外表完全不同的人。有些人搞砸了，被徹底看穿。有些人卻不斷膨脹，直到外表的價值被他們利用殆盡。還有些人這兩種情況都不符合，而是把光彩奪目的外表當作上天賜予的恩寵招搖過市，泰然自若地接受本不該屬於他們的敬意。

教授參與行動的經歷很快就說完了。簡直是太快了，因為那經歷實在有點平庸。他出生於離羅馬尼亞邊境不遠的德布勒森102，是家裏唯一的男孩。對他十分溺愛的父母都是小貴族，擅長見風使舵。他從父母那兒繼承到了財產和關系，即使在那個年代，這種事在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很常見，你想都想不到。他是個文人，為學術雜志寫寫文章，也算半個詩人，還是個有過幾次婚姻的情種。他穿外套的時候就像是披著鬥篷，袖子就那麽空著。這些奢侈的事情教授都負擔得起，因為他享受著特權，也還有點財富。

在布達佩斯，他教著一門死氣沉沉的哲學課，在學生中間還算有點影響。他們覺得特奧多爾講課時充滿火熱的激情，這倒是他沒有料到的，因為他從來沒打算當演說家，逞口舌之利在他看來是下等人幹的事。不過，他還是在一定程度上響應了學生們的要求。他注意到了他們的熱情；作為一個天生擅長調解安撫的人，他對這種熱情的回應就是為其代言——說實話他代言時的聲音溫和得很，但畢竟那也是一種聲音，而且受到學生們的尊重。再加上他風度翩翩，儼然代表著一種更為久遠、更好的秩序。那時的他正處在聽了年輕人的阿諛奉承就感到興奮的年紀，況且他一向都很愛慕虛榮。在虛榮心的驅使下，他讓自己卷進了“反革命”的浪潮之中。因此，到了1956年11月3日那個可怕的夜晚，當蘇聯坦克從邊境返回包圍布達佩斯的時候，別無選擇的他只得倉皇逃命，一直逃進了英國情報部門的懷抱。

教授來到維也納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身在牛津的一位匈牙利朋友打了個電話，專橫地敦促那位朋友給他寄錢、幫他引薦，還要寫信證明他是何等傑出的人物。這位朋友恰好也是圓場的一位朋友，而且當時正是招募人員的高峰期。

不出幾個月，教授就被列入了雇員名單。沒有巴結討好，沒有迂回曲折的接觸，也沒跳通常那出欲拒還迎的扇子舞103。一方提出來，另一方順理成章地接受。不到一年，在美國人的大力幫助下，特奧多爾教授就在慕尼黑安了家，住在河邊一座安逸的房子裏，配了一輛車，還有他那位忠實可靠卻有點焦慮不安的妻子海倫娜。她是和教授一起逃出來的，估計教授對這事多少有點後悔。從那時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特奧多爾教授始終是我們匈牙利攻勢中不太可能取得成功的先頭部隊，連海頓都沒能把他搞下台。

教授的掩護身份是“自由歐洲”電台聘請的一位流亡貴族，主講匈牙利歷史與文化，這對他來說簡直再合適不過。說實話，他也沒幹過別的什麽。此外，他有時還上上課，私下輔導學生——我發現大多是女學生。他的秘密工作報酬優厚——這得感謝美國人——就是與仍在匈牙利的朋友和以前的學生建立聯系，成為他們的焦點和召集人，並在上級的指導下把他們塑造成一個行動網絡，不過據我所知，這樣的網絡從來都沒出現過。這是一項不切實際的行動，可能在紙面上看要比在現實中好得多。然而，這個行動卻始終在繼續。先是五年，接著又是五年；等我拿到這位大人物的档案的時候，行動已經令人驚嘆地整整持續了十五年。有些行動就是這樣，它們是經濟停滯時期的寵兒。花費不多、結論不明，不一定會取得什麽結果——但政治僵局也是如此——而且不會帶來任何醜聞。每年要搞年度審計的時候，這些行動用不著投票就能獲得批準，直到後來它們長期存在的事實本身就成了其存在的理由。

我倒不是說教授這麽多年來沒為我們取得任何成果，這麽說不僅有失公允，而且對托比·伊斯特哈斯而言也是一種貶低。托比本人就是匈牙利裔，“陷落”之後他又復了職，成了負責指揮教授的內勤情報官。托比因為盲目支持海頓付出了沉重代價，他接手匈牙利地區的事務後——在針對“鐵幕”各國的職務中，這從來都算不上什麽好位置——教授立即成為了托比個人東山再起計劃之中最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