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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要給我們的信息是什麽？”我問他。

他先說了通開場白：他是個拉脫維亞人，對莫斯科本來也沒什麽忠心。生在拉脫維亞的他得忍受可惡的蘇聯暴政，在海軍服役時又被可惡的蘇聯軍官呼來喝去；可惡的蘇聯人把他逮進監獄，追得他無處藏身，所以要背叛那幫家夥他一點都不感到內疚。他恨透了蘇聯人。我問他服過役的軍艦的名稱，他告訴了我。我問他艦上載有哪些武器，他說出了蘇聯人當時擁有的幾種最為先進的裝備。我遞給他紙筆，他畫出的草圖準確得令人吃驚。我問他懂不懂信號。他懂得很多。他是個稱職的通信兵，用過蘇聯人最新的玩意兒，雖說那已經是一年之前的事了。我問他：“幹嗎要找英國人？”他回答說他認識“幾個英國人，在列寧格勒”——是去友好訪問的英國海員。我記下他們的姓名和所在船名，回到辦公室給倫敦發了一封急電，因為在勃蘭特被驅逐出境之前，我們只有幾個小時的時間。第二天晚上，勃蘭特船長已經在薩裏61的一處安全屋接受嚴格的盤查了。他即將從事的職業非常危險。他對波羅的海南部沿岸大大小小的海灣了如指掌；他朋友眾多，其中有老實的拉脫維亞漁民，有黑市販子、小偷，還有心懷不滿、逃避社會的人。他要提供的，恰恰是倫敦在遭受近期損失後亟需的——建立一條經由波蘭、德國進出蘇聯北部的新供應線的機會。

說到這兒，我得向你介紹一下當時的情勢——關於圓場，還有我自己為了在圓場生存下去而付出的努力。本出事之後，我的情況一直不太明朗——他們可能會提拔我，也可能把我趕出去。時至今日，我覺得自己能留下來得感謝史邁利在幕後的幹預，雖說當時我並不知情。假如人事組的頭兒能說了算，不出五分鐘我就會被開除。我在軟禁期間擅自脫逃，明知本和斯黛芬妮關系親密卻知情不報；雖說我並不情願接受本的求愛宣言，但在這件事情上我怎麽也脫不了幹系，所以我活該見鬼去。

“我們覺得你可以考慮去英國文化協會62。”人事組的頭兒惡聲惡氣地說道。他叫我去談話時連茶都沒倒一杯。

但史邁利為我說了情。看來他覺得年輕沖動的我還有潛力可挖，而且他手下有一支規模不大、由散布歐洲各地的秘密情報來源組成的私人隊伍。上頭對我寬大處理還有一個原因——但即便是史邁利當時也不可能知道——叛徒比爾·海頓掌管的倫敦站勢力急劇擴張，幾乎壟斷了圓場在全世界範圍開展的所有行動。就算史邁利懷疑的眼神還沒集中到比爾身上，他也已經確信圓場五樓的核心圈子裏豢養著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史邁利決心要組建一支情報員隊伍，他們年紀輕、級別低，怎麽也不可能是他的懷疑對象。萬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

幾個月來我似乎被遺忘了，整天在後面的大房間裏打下手，替白廳的客戶們幹些評估分發低密級報告的活兒。我沒有朋友，無聊透頂，越來越覺得人事組的頭兒是不是打算把我整死。讓我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召我去辦公室，當著史邁利的面說要把我派駐到蘇黎世當助理。我的上級是一位能幹的老手，名叫埃多斯，據稱此人對我的原則是“學不會遊泳就淹死好了”。

不出一個月，我在蘇黎世老城區的一所小公寓裏安頓下來，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全年無休。我的情報來源中有一個在日內瓦蘇聯使館的海軍武官，此君愛列寧，但更愛的卻是個法國空姐；一個在洛桑的捷克軍火販子，因為向全球恐怖分子供應武器炸藥而深感良心不安；一個來自阿爾巴尼亞的百萬富翁，他在聖莫裏茨63有座小別墅，冒著生命危險回到祖國發展以前家裏的傭人；一個緊張兮兮的東德物理學家，他隸屬埃森64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65，私下裏皈依了羅馬教廷。我對波蘭駐波恩66大使館的竊聽搞得挺不賴，還監聽了巴塞爾67的兩個匈牙利間諜的電話線路。另外，當時我開始覺得自己真的愛上了梅布爾。她最近剛轉到審查組，是低級官員酒吧裏深受眾人愛慕的對象。

史邁利對我的信任並沒有白費。由於我在前方付出的努力，加上他在後方堅持執行嚴格的“需者方知”68原則，我們成功地網羅到了很有價值的情報，甚至將它們傳遞到了能真正利用情報的人手中——你要是知道這兩個條件同時得到滿足有多麽不容易，肯定會感到很驚訝。

於是，像這樣過了兩年之後，漢堡的位置空出來了——一個人的職位，直接聽命於倫敦站。不管別人願不願意，當時倫敦站儼然已成為情報部的行動樞紐。史邁利很大度，支持我申請這個職位，盡管私底下他對不斷攬權的海頓持有保留態度。我費了許多心思，沒有魯莽行事，而是想法子提醒人事組的頭兒我有在海軍工作的經歷。我並沒有一五一十地挑明，而是故意讓他感覺到我已經厭煩了史邁利那種老派的謹慎作風的束縛。這法子奏效了。他把漢堡的職位給了我，以為我也是海頓的支持者。當天晚上，我和梅布爾在比安希餐館吃了頓浪漫的晚餐，然後上了床，這對我們倆都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