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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特有一個非常明智的傳統，晚宴上的演講不能錄音，不許記錄，也不得在任何正式場合引用。照史邁利的德國式說法，特邀嘉賓們享受著“犯傻的自由”，不過我覺得這種特權無論什麽人都能擁有。不過，我再不濟也是個專業人士，練就了聆聽和記憶的本領。你要知道，史邁利還沒說幾句話，我就意識到——我那些學生的反應也不慢——他的話直接說進了我離經叛道的心坎裏。我指的是同樣存在於內心深處的另一個不太言聽計從的自己。說實話，自從踏上職業生涯的最後一段路程，我就不願意再承認那個自己的存在。我指的也是在內心悄悄提出質疑、讓我感到不安的自己，這個自己一直以來都陪伴著我，早在我手下名叫巴雷·布萊爾6的情報員跨過行將崩塌的“鐵幕”之前。為了愛情，為了某種榮譽，布萊爾平靜地走到了“鐵幕”的另一邊，而且還在平靜地繼續堅持往前走，五樓總部對此深感難以置信。

“館子越好，消息越糟，”我們提到人事組的頭兒時都會這麽說，“內德，到時候了，你該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傳給新來的小夥子們啦。”他在康諾特酒店請我吃飯時說，那頓午餐的档次高得有點可疑。“還有新來的姑娘們，”他補充了一句，臉上帶著令人厭憎的假笑，“我看下一步他們就該讓女人進教堂了。”接著他繼續談起了愛聊的話題。“你知道竅門。你四處闖蕩過。最後的這圈賽程裏你掌管著秘書處，幹得也很出色。該好好利用這一切啦。我們覺得你應該接管訓練所，把火炬傳給未來的間諜們。”

要是我記得沒錯，人事組頭兒剛才用的這套關於體育運動的比喻，和當年巴雷·布萊爾叛變之後他用過的差不多。當年他撤掉了我蘇聯處處長的職務，把我打發到了訊問處，那地方簡直跟老弱家畜屠宰場一樣。

他又點了兩杯阿馬尼亞克酒7。“順便問問，梅布爾怎麽樣啊？”他接著問道，好像剛剛想起來她似的，“有人跟我說，她已經把差點8減少到了十二——還是十？我的天啊！哎呀，我可指望你了，千萬別讓她靠近我！你覺得怎麽樣？工作日在沙拉特，周末回坦布裏奇韋爾斯9，我覺得這可是職業生涯的輝煌頂峰。你說呢？”

你還能怎麽說？你只能照搬別人在你之前說過的話。有能力的，就做事；沒能力的，只好教書。而他們教的，恰恰是自己再也無力去做的事，因為他們或有心無力，或有力無心，或心力交瘁，早沒了那股一往無前的勁頭；因為他們見得太多，壓抑得太多，妥協得太多，最終得到的回報卻太少。於是，他們想要在年輕人的頭腦裏重新燃起自己往日的夢想，借著年輕人的火焰來溫暖自己。

寫到這兒，我就得接著說史邁利那天晚上演講時的開場白了，因為我覺得他的話突然間緊緊抓住了我的心。我邀請他來，是因為他是往昔的一位傳奇人物。但我們所有人卻欣喜地發現，原來他竟然是個敢於打破傳統、展望未來的預言家。

我不打算向你贅述史邁利介紹全球局勢時說的細枝末節。他說到了中東的情況，這顯然是他擔心的一個地方。他探討了殖民權力在所謂“後殖民時代”的種種局限性。他講了第三世界、第四世界，還提出了“第五世界”的假想，質問有沒有哪一個富國真正關心過人類的絕望和貧困，看來他毫不懷疑答案是“沒有”。他對“冷戰”結束後間諜職業也行將消亡的想法嗤之以鼻。他說，每當一個新的國家從“冷戰”後的冰雪中誕生，每當一個新的聯盟形成，每當一個民族重新找回自我和激情，每當一種原有的狀況被悄然瓦解，間諜們都得加班加點地工作。後來我才發覺，盡管他的演講比正常時間長了一倍，我始終都沒聽到哪怕一把椅子咯吱作響，或是杯子發出叮叮當當的聲音。即使後來學生們拖著他去了圖書館，讓他坐到壁爐前的貴賓位置上，聽他接著說，說那些離經叛道、顛覆權威的話，周圍也沒有絲毫別的動靜。我的這幫孩子可都是些難對付的家夥，結果他們都迷上了喬治！除了喬治充滿自信、娓娓道來的嗓音，還有他出人意料地自嘲一番或是坦承失敗時聽眾中爆發出的笑聲，我沒聽到一丁點兒其他的聲音。我和學生們一起聆聽著，分享著他們的激動，心想：我們老去的機會也就只有一次啊。

他給學生們講的情報案例我從來沒聽說過，而且我敢肯定沒經過總部任何人的事先批準，更別說我們的那位法律顧問帕爾弗裏了。當我們從前的敵手紛紛走向開放的時候，帕爾弗裏的反應卻是封門閉戶；即使是毫無用處的秘密，但凡他那雙順從的手能接觸到，也都被他上了兩道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