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後（第3/3頁）

又過了兩年，甚至連金·菲爾比（Kim Philby），這位有望成為英國情報機構負責人的情報明星，也被發現原來是蘇聯間諜。所以，怪不得利瑪斯會在倫敦機場給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蘇格蘭威士忌來平復那愁苦的心緒。英國情報機構內部幾近被蘇聯間諜攻陷，造成的損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來彌補，但利瑪斯依然保持著堅定的忠誠。他知道這點嗎？我想，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認為我一定也深知這一點，否則我就不會在幾年之後以此為背景寫出了《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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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諜影》的價值—或是它的過錯，這要看你從哪個方面來看了—並不在於這部小說是真實事件，而在於這個故事讓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經歷過故事裏的夢魘，因為五十年後，我們面對的仍然是那個相同的問題：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當捍衛西方的價值觀同時又不會將其丟棄呢？我在書中虛構的英國情報機構頭目—我給他起名“掌控”—對答案毫不懷疑：

在我看來，不能僅僅因為你的政府實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會像你的敵人那般殘忍無情，不是嗎？

今天，還是這個人，牙齒和頭發打理得更加精致，衣著更為考究，在為伊拉克發生的災難般的非法戰爭辯解著，在為使用中世紀式的酷刑手段作為21世紀首選審問方法提供正當的理由，或是在捍衛精神變態持有半自動武器的權利，以及給使用無人飛機毫無風險地刺殺某位假想敵及其周圍任何不幸的人尋找借口。或者，作為某個公司的忠實雇員，正向我們保證，吸煙不會傷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銀行機構來為那裏的公眾利益服務。

在過去的五十年裏，我學到了什麽？細想了一下，我發現並不多。除了一點，情報世界與我們所在的世界的道德並無二致。

約翰·勒卡雷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