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後

三十歲時，我在一種極端秘密的狀態下寫出了《柏林諜影》，我當時身處一種強烈的個人重壓之下，那種重壓他人根本無法分擔。作為一名在英國駐聯邦德國（西德）首都波恩使館裏冒充為初級外交官的情報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個秘密，而對我自己而言，大多數時間裏我也是個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經寫了兩部小說，都是以筆名發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經過了我所供職的機構的許可。經過漫長而深入的審查後，《柏林諜影》也被許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這部作品未能獲得出版許可的話，我之後會做些什麽。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審查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強，但最終還是正確地認定，這部書從始至終都是虛構的，與個人經歷無關，而且相應地，也不會造成安全問題。然而，世界範圍內的輿論可不是這麽認為，他們異口同聲地判定，這部書中的故事不僅是真實事件，還更傳遞來自另一個“冷戰”陣營的信息。被這一論斷嚇壞了的我懷著敬畏觀察事態的發展，隨著一個接一個的專家宣稱這部書裏講的是一個真實事件，這部書逐漸登上了暢銷榜，並在榜單上停留了很長時間。

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漸演變為了一種無力的憤怒感。

憤怒，是因為自從我的這部小說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識到我會永遠被看作一名間諜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僅僅在那個秘密的世界裏做過一丁點事情並把這些寫下來的正常作家。

但當時的記者對此完全不知情。對他們而言，我是一名憑空冒出來的英國間諜，講述著間諜世界的真實景象，我越否認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謎團。

偏偏我的小說讀者們都深深地迷戀著“007”系列，正迫切渴望著來點兒007以外的新鮮故事，於是這個謎團便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注意力。這時我受到所有作家夢寐以求的關注，可唯一的問題在於，我壓根兒就不相信那套讓我獲得關注的宣傳說辭。雖然我未作任何反對，但我仍然不喜歡。可即便我想反對，我也說不出什麽能改變這一趨勢的東西。而且我也不確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對。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國情報機構成員的身份一直是國家機密，這絕對無可指摘。任何泄露情報人員身份的行為都是犯罪。而情報機構則可能會在他們認為合適時選擇泄露出一個名字。他們或許會展示一兩個情報巨頭來讓我們小小見識下他們的無所不知和開放度—他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但前情報機構成員的身份被泄露出來對他們而言只能意味著災難。

不管怎樣，我都有我自己的顧慮。我和之前的雇主沒有任何過節，事實上我們相處得頗為融洽。這本小說在美國揚名幾個月後，我現身於在紐約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在發布會上，我雖然很緊張，但一直在誠實地否認著：不，不，我從來沒當過間諜。但是，那次經歷卻是一場噩夢，毫無疑問。

當一位有消息來源的美國記者嘲諷地告訴我說，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國情報機構上層對中央情報局的前任官員透露說，我一直是在職的英國情報人員，這讓原本的謎團更加說不清了。而且這位記者還把這個消息分享給了眾多參加此次新聞發布會的同行好友，這樣一來，現場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謊。

五十年來，自此之後的每一次采訪似乎都是為刺穿我的偽裝、找到那個並不存在的真相而進行的努力，也許這便是為何我這麽討厭采訪的原因吧。

***

《柏林諜影》是一種任性的想象力的產物，這種想象力最終因我對政治的厭惡和個人的困惑而終結。五十年過去了，我從未將這部書與我自身的經歷聯系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倫敦機場的一次無言的相遇。當時一名軍人模樣的中年男子穿著沾有汙點的雨衣筋疲力盡地將一把混著外國硬幣的錢甩到了吧台上，用粗礪的愛爾蘭口音給自己點了杯蘇格蘭威士忌，他告訴酒保說那點錢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間，阿歷克·利瑪斯這個人物形象誕生了。雖然我的記性不太靠得住，但這便是我所能記起的。

如今，我把這部小說看作發生在我內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飾好的爆炸，這次“爆炸”之後，我的人生就此改寫。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內心爆炸，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沒錯，沒錯，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已經斷斷續續地為情報機構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為有了這十年而變得完整，我一直為自己太年幼沒有參加“二戰”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親是靠發戰爭財發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這個秘密藏在心底。

不過，雖然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但也不至於才疏學淺，而且在進入英國情報機構許久之前，我就具備了一種編故事的能力，這種能力促使我將信將疑地將各種事實收集起來。在我的情報機構職業生涯中，我從未經歷過什麽危險的事，事實上，這份工作經常讓我感到無聊透頂。否則，我的雇主也不會允許我的小說出版，雖然後來他們一定為自己做出的這一決定後悔莫及，因為他們覺得太多的人太把這本小說當真了，還因為任何英國情報人員會做出叛國之舉的暗示，在他們看來都對情報機構的倫理原則造成了貶損，而且會不利於情報人員的招募工作，進而會傷及英國的國家利益，最後這一項指控可真有些誇大其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