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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一面盯著收音機，一面扶起一張折疊凳坐了上去。緩緩地，他把目光轉回萊比錫臉上。有些死者的臉，會有麻醉病人那種呆滯甚至是愚蠢的模樣。有的則是在生前的多重身份中，讓某一種情緒永遠定格——是個情人，是個父親，是個汽車駕駛員，是個橋牌玩家，或是個暴君。有些死者，像瓦拉狄米爾，什麽都沒留下。但萊比錫的臉，即使沒有繩索捆綁，仍然有著情緒，那是憤怒：因痛苦而激化的憤怒，轉而為狂暴；在身體失去氣力之時，憤怒卻愈益加深，充滿全身。

恨，康妮如是說。

有條不紊地，史邁利凝視著他，盡可能緩慢地思索，他仔細查看碎片殘骸，希望重建他們動手的程序。在他們制伏他之前，有一場打鬥，他從桌腳、椅子、燈泡和架子的碎片中推斷出來，而且其他的一切都已被掃落或丟離原來的位置。接著他們進行搜索，在捆綁他之後進行的，間或訊問著他。他們的受挫痕跡處處可見。他們剝下墻板，撬開地板，拉開置物櫃抽屜，扯落衣服與床單，後來，所有的東西都四分五裂，所有的東西都不復原貌，但奧圖·萊比錫仍然拒絕透露。他也注意到，血跡出現在幾個不該有的地方——在洗臉盆裏，在火爐上。他寧可認為，那不全是奧圖·萊比錫的血。最後，在絕望之中，他們殺了他，因為這是卡拉的命令，這是卡拉的作風。“殺戮為上，審問其次。”瓦拉狄米爾常這樣說。

我也相信奧圖，史邁利愚蠢地想，回憶起科列茲奇瑪先生所說的話。不是所有的細節都信，但對大事深信不疑。我也是，他想。他相信他，在彼時彼刻，深信不疑，如同他相信死亡，相信睡魔一樣。對瓦拉狄米爾如此，對奧圖·萊比錫亦如此，而死亡正是他們所言屬實的明證。

從岸邊的方向，傳來一個女人的喊叫聲：“他在幹嗎？他找到什麽了？他是誰？”

他回到甲板上。老人已收起槳，任小艇隨波漂蕩。他背靠梯子坐著，頭佝僂著低垂在寬闊的肩膀之間。他已抽完香煙，又點了另一根，仿佛今天是星期天。史邁利看見老人的那一刻，也看見了粉筆記號。就在同一個視線上，離他非常近，彎彎曲曲地浮現在他滿是霧氣的眼鏡片裏。他必須低下頭，透過鏡片的上方，才能看清楚。一道粉筆記號，銳利鮮明，黃色的。一條線，小心地畫在欄杆的鐵銹上，一步之遙處，垂著一條以水手繩結系住的釣魚繩。老人望著他；而且，就他所知，岸上圍觀的群眾也望著他，但他別無選擇。他拉起釣魚繩，非常重。他穩穩地拉著，一手上一手下，直到繩索變成了腸線，他繼續拉著腸線。腸線突然變得非常緊。他小心翼翼地繼續拉著。岸上的人滿懷期待；一水之隔，他仍然可以感覺得到他們興味盎然。老人的頭後仰，在鴨舌帽的陰影裏望著他。突然，噗通一聲，釣獲的東西躍出水面，圍觀的群眾響起一陣猥褻的笑聲：一只舊運動鞋，綠色的，仍然系著鞋帶，勾著鞋的是一個大魚鉤，大得足以拖起一條鯊魚。笑聲慢慢平息。史邁利解下球鞋。然後，他仿佛還有其他事要處理似的，搖搖晃晃地回到艙房，離開眾人的視線，任門半敞著迎進些許光線。

但他手上還拿著那只運動鞋。

一個防水布包縫在鞋趾裏。他拉了出來。那是一個香煙袋，頂端縫合，折疊數次。莫斯科規則，他木然地想，始終都是莫斯科規則。我還要承接多少死者的遺物？他懷疑。就算我們重視的都是平凡之輩。他打開縫線，煙袋裏是另一個折疊起來的東西。這次是袋口密封的橡膠護套。藏在護套裏的秘密，是一團比火柴盒略小的硬紙板。史邁利打開來。那是半張風景明信片。黑白，甚至不是彩色的。半張陰沉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風景畫，半幢荷爾斯泰因城堡凝望著灰暗的陽光。邊緣呈鋸齒狀，是刻意撕成兩半。背面沒寫字，沒地址，沒郵票。只是半張單調、未付郵寄的明信片；但他們為著這個東西拷打他，然後殺了他，卻從頭到尾沒找著這個東西，或這裏面所蘊藏的寶藏。他把這張明信片與它的包裝，放進外套內側的口袋，回到甲板上。老人的小艇靠近舷側。史邁利一言不發緩緩爬下梯子。岸上聚集的營地民眾越來越多。

“喝醉了？”老人問，“睡沉了？”

史邁利踏進小艇，在老人劃離時，再次回頭望著“伊莎朵拉”。他看著破碎的舷窗，想著船艙裏的一片狼藉，那紙一般薄的船板，讓他可以聽見岸上雜沓的足音。他想像著那場打鬥以及萊比錫的尖叫聲，直入雲霄，回蕩在整個營區。他想像著，沉默的群眾就站在他們現在所站的位置，未發一聲，也未伸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