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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史邁利對自己的邏輯推理感到滿意，於是小心翼翼地踏過草長沒膝的草地，走向小樹叢。他搜索了半個小時或更久，在草叢和落葉堆中摸索，反復踩踏相同的軌跡，咒罵自己的粗心大意，放棄，又再開始，還要回答過路人從淫穢到極度關心的白癡質問。甚至還有兩位本地的佛教和尚，身罩橘黃長袍，腳蹬系帶靴子，頭戴編織帽，動手提供協助。史邁利謙和有禮地婉謝。他找到兩個壞掉的風箏，許多可口可樂罐子。他找到一些印有女性胴體的碎片，有黑白，有彩色，全是從雜志上撕下來的。他找到一只舊的慢跑鞋，黑色的，但有一些燒灼的白痕。他找到四個啤酒瓶，空的，還有四個空煙盒，但太潮濕也太舊，所以只瞧一眼，他就排除它們。在一根樹枝斜斜地從母幹岔出之處，有著第五個煙盒——或者也許是第十個——而且不是空的；一包相對而言比較幹燥的高盧牌凱帕羅，有濾嘴，且是免稅品，高踞枝上。史邁利像采摘禁果一般伸手去取，但它也像禁果一般采摘不到。他跳起來夠，卻覺得背部撕扯開來。事後，肌肉組織明顯的撕裂拉傷，讓他痛苦了好些天。他大聲罵道“該死”，揉著背，很可能就像歐斯特拉柯娃一樣。兩個正要去上班的打字員，咯咯笑著安慰他。他找到一根棍子，把那盒煙弄下來，打開它。裏面還有四根煙。

在那四根煙後面，藏著半根煙，用玻璃紙保護著，他辨識出某種東西，但卻不敢用他潮濕且顫抖的手指去碰。他甚至不敢對這東西有所打算，直到離開這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咯咯笑的打字員與佛教和尚無心踐踏的瓦拉狄米爾陳屍之處。

他們有了一件，我有了另一件，他想。我和兇手分享了老人的遺產。

無視來往的人車，他順著狹窄的人行道走下山丘，直到南端綠園，希望找到可以喝杯茶的咖啡館。發現沒有咖啡館這麽早開門，他便坐在一間電影院對街的長椅上，對著大理石噴泉與紅色電話亭發呆。電話有兩部，一部比較臟。天空飄起了溫暖的毛毛雨，幾個店家開始拉低雨篷，一家熟食鋪正運送面包。他縮起肩膀坐著，每一轉頭，淋濕了的風衣衣領就刺痛他沒刮胡子的兩頰。“看在上帝的分上，哀悼吧！”安恩有一次曾對史邁利暴跳如雷，因為他在面對另一位朋友的去世時漠然冷靜。“如果你不為死去的人悲傷，又如何能愛活著的人呢？”坐在長椅上考慮下一步的當下，史邁利很想告訴她當時他無以言對的回答。“你錯了。”他心神狂亂，“我真心誠意地哀悼死者，還有瓦拉狄米爾，此時此刻，非常深沉的。”愛活著的人，有時候反而是個問題。

他試著電話，第二部是好的。奇跡似的，不僅S到Z的電話名錄完好無缺，更神奇的是，北區伊斯靈頓快穩出租車服務還特別付費刊登龐大的篇幅。他撥了號碼，但電話鈴響時，他卻有些驚慌，怕自己忘了瓦拉狄米爾口袋中那張收據上的簽名。他掛掉電話，收回他的兩便士。蘭安？蘭恩？他再撥一次。

一個單調似吟誦的女聲回答：“快——穩——！貴姓——時間——和地址，請說。”

“我想和蘭伯先生說話，麻煩你，他是你們的司機。”史邁利很有禮貌地說。

“抱——歉，這個電話不能接私人電——話。”她唱道，掛掉電話。

他撥第三次。這不是私人電話，他怒氣沖沖地說，對自己的立場更有信心。他要蘭伯先生來載他，只要蘭伯先生，不要別人。“告訴他是長途車。到斯特拉福28。”——信手挑了一個城鎮——“告訴他我要到斯特拉福。”她堅持一定要有名字。“桑普森”他回答說，中間有個P的Sampson。

他回到長椅上繼續等待。

打電話給拉康？為了什麽？趕回家，打開香煙盒，找出藏在裏面的珍貴的東西。這是瓦拉狄米爾首先丟掉的東西，他想：在間諜這一行，我們會先放棄我們最愛的東西。畢竟我還是占了上風。一對老夫婦在他對面坐下。先生戴著僵硬的漢堡帽，用一只錫哨吹著戰爭曲調。太太對著過路人露出空洞的微笑。史邁利避開她的目光，記起那個從巴黎寄來的棕色信封，拆開來，期望什麽呢？或許是一張賬單，這位老兄過去生活的舊債。或許是移民們像寄聖誕卡般寄給彼此的循環式戰爭標語。但這不是賬單，也不是傳單，是一封私人的信，一個請求，非常特別的一種請求。沒有簽名，也沒有寄件人的地址。用法文手寫，寫得很快。史邁利讀了一次，正讀第二次時，一輛福特柯蒂納轎車駛了過來，一個穿著套頭馬球衫的年輕男子駕車，在戲院門口煞車停了下來。史邁利把信放回口袋裏，過街朝車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