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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回到現在。他繼續往上爬，注意到下一層有樂音流瀉出來。一扇門裏以最大的音量播放著搖滾樂，另一扇門後則傳來西貝流士（Sibelius）的音樂，還有培根的香味。從窗戶外望，他看見兩個人在洋栗樹下閑蕩。他進門時，那兩個人已不在那裏。團隊是會這樣做的，他想。只要有外人進入，團隊就會部署哨站。另一個問題是，這是誰的團隊？莫斯科的？督察長的？索爾·恩德比的？在路較遠的那一頭，那個高個子摩托車騎士抱了一疊畫報，坐在車上讀著。

史邁利身邊的一扇門打開來，一位穿著晨袍的老婦人，肩上抱了只貓，走了出來。在她還沒開口之前，他已從她的呼吸中嗅到昨夜的酒味。

“你是個小偷嗎，親愛的？”

“恐怕不是，”史邁利笑著回答，“只是個訪客。”

“雖然如此，問一問還是好的，對不對啊？親愛的。”她說。

“這倒是真的。”史邁利禮貌地回答。

最後一段樓梯既陡又窄，靠著斜面上射進來的微弱天光照明。頂樓有兩扇門，都關著，也都很窄。其中一扇門，正面貼有一張打字的通告：”V.米勒先生，翻譯”。史邁利還記得當時對瓦拉狄米爾化名的爭論，他已成為倫敦人，必須保持低調。“米勒”沒有問題。出於某些原因，這位老兄覺得“米勒”很氣派。“米勒，很好。”他說，“米勒，我喜歡，麥斯。”但“先生”可就不妙了。他堅持要用“將軍”，然後退而求其次地要求用“上校”。但史邁利以主教的身份，在這個問題上絕不讓步。比起偽稱的邪惡軍隊階級，“先生”所引起的麻煩要小得多，他命令道。

他大膽地敲門，他知道輕聲敲門比用力敲門更惹人猜疑。他聽見回音，此外什麽都沒有。他沒聽見足球的聲音，沒有聲音突然凍結的跡象。他從投信孔裏叫著“瓦拉狄米爾”，仿佛是個來訪的老友。他從那串鑰匙中挑出一把來試開門鎖，轉不動，他又試另一把，轉開了。他走進房裏，關上門，等待著什麽東西從背後襲擊他的頭，但他寧願一槍轟上臉，頭骨迸裂。他覺得頭昏，赫然發現自己屏住呼吸。相同的白色油漆，他注意到，監獄似的空無一物，完全沒變。依舊是寂靜得出奇，像個電話亭；依舊混雜著各種氣味。

這是我們站的地方，史邁利記得——我們三個，在那天下午。托比和我自己就像拖船一樣，拉著我們之間的老戰艦。不動產經紀人的介紹裏說這是“閣樓”。

“沒指望。”總是第一個開口的托比·伊斯特哈斯以帶匈牙利腔的法文說，他已轉身開門，準備離開。“我覺得糟透了，我的意思是，我應該先來看上一眼的，我真是個白癡。”瓦拉狄米爾沒有動靜，托比說：“將軍，請接受我的道歉。這真的是太無禮了。”

史邁利也加上自己的擔保。我們可以為你做得更好，瓦拉狄，好得多，只要我們堅持到底。

但老人的眼睛望向窗外，就像史邁利現在一樣，望向欄杆外林立的煙囪頂管，與層層疊疊的瓦砌山形屋頂。突然，他用戴了手套的手掌拍著史邁利的肩膀：“你最好把錢省下來對付莫斯科那些豬玀，麥斯。”他建議說。

淚水淌下雙頰，但臉上的微笑依然堅定，瓦拉狄米爾繼續凝望著莫斯科的煙囪，懷抱著有朝一日再度生活在蘇聯天空下的褪色夢想。

“到此為止。”最後他以法文下令道，仿佛下達堅守最後防線的命令。

一張狹小的睡椅靠墻擺放，一只烹調鈴放在窗沿上。從油灰的氣味，史邁利猜想老人努力靠自己維持房間的潔白，用油漆去除房間的濕氣，填補裂縫。在他用來打字與吃飯的桌上，放了一部老舊的雷明頓打字機與兩本破舊的字典。他的翻譯工作，他想，一些微薄的額外收入，貼補他的養老金。他手肘往後扶背，仿佛脊椎有毛病似的，史邁利盡力克制自己激蕩的心緒，代之以慣常面對死去情報員的固定儀式。一本愛沙尼亞《聖經》放在床邊的松木置物櫃上。他仔細地查看置物櫃內部，然後整個翻倒過來，搜尋紙張或照片的蹤跡。從拉出的櫥櫃抽屜裏，他找到一瓶提振性功能的回春藥丸，和三個嵌在鉻條上的紅軍英勇獎章。要掩飾的何其多，史邁利想，不禁懷疑，瓦拉狄米爾和他那許多情婦們到底如何能擠在這麽小的一張床上。一張馬丁·路德的畫像掛在床頭。旁邊是一張彩色照片，名為“古老塔林的紅屋頂”，瓦拉狄米爾一定是從什麽東西上撕下來，貼在硬紙板上。第二張照片是“卡薩利海岸”，第三張是“風車與傾圮的城堡”。他仔細地查看每一張照片的背後。床邊的燈吸引了他的目光。他試試開關，發現不亮之後，他拔下插頭，旋下燈泡，搜尋木頭底座，但一無所獲。只是個壞掉的燈泡，他想。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悲鳴，讓他急忙後退，背抵墻邊，但一鎮定下來，他就發現，那不過是陸生海鷗的叫聲——那一整群定居在煙囪管周遭的移民。他的目光再次越過欄杆，望向街道。那兩個閑蕩的人已經離開。他們正走上來，他想，我先發制人的優勢已經結束了。他們一定不是警察，他們是刺客。那輛有著黑色挎鬥的摩托車，就那樣停在那，無人看管。他關上窗戶，心想，不知有沒有專為死去情報員所設的英靈殿，讓他可以和瓦拉狄米爾相聚，彌補一切；他告訴自己，他已活過漫長的一生，這正是結束的時刻。但有那麽一瞬間，他自己並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