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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來電了。他唱書包嘴。23那位提供情報的古巴人是一位爵士樂迷，就像巴雷一樣。

還有，巴雷致奈德的信中，到底寫了些什麽呢？

至今，這封信的去處仍然是一個謎團，因為那封信從未真正地入過档。並且在藍鳥案子正式的記載中，並沒有這封信的記錄。我想，奈德是把信藏起來了。他太珍惜，所以不願意把信歸档。

這麽說來，這篇故事也應該告終了，或者，這篇故事根本就沒有結尾。在知道巴雷這件事的人所下的判斷裏，他必會成為莫斯科黑暗社會的一員，這個社會裏有令人不齒的變節者、間諜、被交易來的人、不被信任的人帶著他們可憐的老婆和驚恐的幼兒，分享他們逐漸減少論及的西方樂事和西方回憶。

幾年以後，他應該會在一個既意外又故意的場合被人看到。那個場合也許會是一個聚會什麽的，一位幸運的英國記者很神秘地出現在那個場合。而且，如果時未移，勢未遷，他會弄一些反情報來揶揄人，或者受命把一些胡椒粉潑在以前那些主子的眼睛裏。

就在這山窮水盡的時候，派迪的繼任者突然來了一封快電，於是膠著日久的狀況一下子又明朗開來。電報上說曾經有人見過一位高個兒、棕色頭發的英國男士，不但見過，而且還聽過，在舊城裏一家新開張的俱樂部裏吹奏薩克斯。那是在他失蹤一年之後的事了。

克萊福從他的床上被人拉了起來，倫敦和蘭利之間的電報飛快地傳遞著。外交部應邀表示意見。外交部照做了，立刻有了定論：不是我們的問題，也不是你們的。他們似乎覺得俄國人比我們還有本事讓巴雷保持沉默。不管怎麽說，俄國人有的是叫人屈服的手段。

第二天，第二封電報進來了。這一次是由那位胖胖的米利都從裏斯本發來的。那一位米利都很不情願地與之保持聯系的提娜，也就是巴雷的管家，已經接到指示，把房子打掃整潔，迎接主人歸來。

但是他是用什麽方法指示你的，米利都問道。

他打電話給我。巴雷先生也曾經打電話給她啊！

電話是從什麽地方打來的，你這個笨女人？

提娜既沒有問，巴雷也沒有說。她有什麽理由問他現在在哪兒，如果他隨時都會來裏斯本的話。

米利都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嚇呆了。嚇呆的還不止他一個人。我們通知了美國人，但蘭利卻像失去了記憶。他們幾乎是這麽問我們的：巴雷是什麽人？大家都知道像我們這種情報機構會對那些出賣機密的人做出嚴重報復的。嗯，有時候他們的確言出必行——雖然極少有對像巴雷這種等級的人施以報復。但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們一聽就明白，沒有人——至少是蘭利所有的人員——會希望把一位他們極欲忘懷的人重新塑造成一座燈塔。於是他們同意，最好還是收買他——而且不要讓美國人插手此事。

我提心吊膽地爬上了那座扶梯。我已經婉謝了布拉克的保護和米利都虛情假意的協助。這座扶梯又黑又陡，對我不懷好意，而且靜得讓人心裏發毛。時間雖然還不到傍晚，但我們知道他在屋子裏。我按了按門鈴，但是沒聽見鈴響，所以就用手關節敲了敲門。那是一扇矮門，門上嵌著厚厚的板子。它讓我想起了那座小島上的船屋。我聽到屋內有人走動的聲音，於是就立即退後了一步。雖然至今我不曉得這麽做是為了什麽，但也許是出於一種動物的自衛本能吧！他會不會很兇？或者會不會生氣？或者會不會熱情洋溢？他會不會把我推下樓梯？或者伸出手臂擁抱我？我那時手上提著一個公文箱，我記得把它從右手換到左手，就像是已經準備好要保護自己一樣。雖然我已經擺好了這個架勢，但是天知道我並不是一個會打架的人。我聞到了新鮮的油漆味。門上沒有窺孔，鐵制的橫木上泛著紅光。除非他把門打開，否則他是無法知道門外站著什麽人。我聽到一個門栓滑動的聲音，然後，門就往裏開了。

“哈啰，哈瑞。”他對我說。

因此，我就說：“哈啰，巴雷。”這時我是穿著一身輕而薄的暗色西裝，藍色的成分比灰色的要多。我說完這句話後，就站在那兒等著他對我笑。

他瘦了，不過也更硬朗，更挺拔，因此，看起來也就非常的高，比我要高一個頭。你是一個沉著的旅人，當時我一邊等著，一邊這樣想。早年，漢娜就曾經這麽說過，說我們兩個都得要學著做一個這樣的人。他以前那種不在乎的舉動已經不見蹤影。小空間給他的約束力已經顯出了效果。他的容貌整潔，身上穿著牛仔褲和褪了色的板球襯衫，襯衫的袖口卷到了肘部。手臂上有點點的白色油漆，前額上也有一抹。我看見他的身後有一個梯子。梯子靠在一面塗了半白的墻壁上。房間中央放著堆疊起來的書和唱片，一塊防塵布蓋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