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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輛裝有收音機的卡車，雖然是俄國的財產，但卻是美國的問題。它突如其來的失蹤讓那些贊成要使用它的人著實地吃了一驚。

某人因何緣故被驅逐出境這個問題一向都不很單純，因為最近那些駐在莫斯科、華盛頓和倫敦的工作站首腦都已向自己的政府表態。在莫斯科中心的人員中，沒有人對派迪或賽伊的行動存有任何錯誤的想法。他們相互掩護不只是為了躲避敵方耳目保護自己，而且也是為了躲避真實世界的視聽。

不過，他們之中並沒有人被驅逐出境，一個都沒有。沒有人被對方逮捕。曾被無限期撤回的非正規人員，仍能平安無事地回去從事掩護的工作。

對方這種絲毫沒有采取報復的姿態，很快就被西方觀察家認為具有重大的意義。

是不是在開放運動的時節，對方有了修好的行動？

對我們來講，事態已經明朗到了洞若燭火的地步，那就是藍鳥只是一個誘餌，是對方用來向美國釣取“購物清單”的。

如果我們對此假設還存有疑問，那就只好再作另一種解釋，那就是藍鳥的情報都是正確的，只不過要承認那是正確的，實在是太令人難堪了。

戰線已定下了。他們多多少少和奈德曾經對我解釋過的原則不謀而合。大西洋兩岸的鴿派和鷹派又一次涇渭分明，各不相讓。

鷹派說：如果俄國人告訴我們那份資料是正確的，那它怎麽突然之間又變得分明是不正確了呢？

鴿派說：反之亦然呀！

鷹派又說：反之亦然呀！

報告寫了，各方的爭論於焉展開。加官、晉級、調動、革職、獎金、贈勛等，各種提議不一而足，但是沒有一個定論。不過，通常是那些最有權有勢者獲勝，他們假裝是根據事情的合理推演而作結論。

在我們的委員會裏，惟有奈德拒絕加入這場爭論。對於大家加在他身上的指控，他似乎很能欣然接受。“藍鳥是清白的，巴雷也是清白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對委員們表示這個看法，“沒有人騙我們。我們是被自己所騙。走偏的是我們自己，不是藍鳥。”

不久，他被大家裁定，說他在精神上受到相當大的刺激。於是，大家也就越來越少召他前來作證了。

噢，小報告送來了。是被動的，因為若是用主動的語氣寫的話，就有出賣那個告密者的嫌疑。報告的內容極具傷害性，來源不在少數。

有報告說，奈德沒有將巴雷從列寧格勒回來之後私自逃走酗酒之事報告上級。

又有報告說在同一天晚上，奈德不顧一切，強行要求多位人士幫他查證巴雷的去處。這些他從未報告過的人士包括班·路格和監聽領班瑪麗。瑪麗不顧她對同僚的情誼，將奈德當時的專橫態度一五一十地報告給了委員會。要她做非法的監聽！想想看，監聽電話！他的眼中還有一點點王法嗎？

在這次事件之後，瑪麗很快被勒令退休。她現在住在馬爾他，心中懷著一股揮之不去的怨氣。很多人怕她會在那兒寫回憶錄。

還有人對我們那位法律顧問德帕爾弗萊——我名字中的“德”甚至失而復得了——值得商榷的所作所為打了小報告。他明知配合某某人等，只是為了達到非法統禦該單位行動的目的，而隨意刪改程序，不惜以總局所頒定的議定書但書內容為依據，濫用內政大臣所賦予他的職權。

然而，斟酌了各方爭鬥之激烈反應，這位法律顧問雖沒有被勒令退休，也沒有自我放逐到馬爾他島，但他也並不能就此可以無條件地開釋，他所犯下的罪最多也只有部分能得到赦免。法律顧問不應該和實際的行動如此接近的。這位法律顧問使用他的專業技巧不當。大家一致認為他在執行任務時有欠考慮。

另一則讓我很覺難堪的小報告說，同一位法律顧問就在距巴雷失蹤還不到四十八小時以前，為他起草了一份光輝燦爛的證明書讓克萊福簽字，以使巴雷能夠擁有那份“購物清單”，雖然他擁有這份清單的時間應該不算很長。

利用閑暇時間，我起草了奈德的遣散條件，並且緊張兮兮地想著我自己的將來。雖然生活在這個單位裏有其限制，但一想到我將離它而去，不由得使我毛骨悚然。

藍鳥逝世的消息對我們那個深思熟慮的委員會來說，的確是一次挫敗。不過，大家很快就恢復了。讓我們覺得不快的這個消息，是來自《真理報》的一則六行小新聞，經過謹慎處理，不長也不短，宣告了列寧格勒傑出的物理學家葉可夫·沙維列夫病逝的消息，文中列舉了他的數項功勛。他是因為自然原因去世的——公報上面肯定地說——是在赴薩拉托夫一所軍事學校作一項重要演講之後不久即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