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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奈德說。

奧馬拉有一頭金灰色的頭發，說話時聲音模糊成一團，一聽就知道嗓子已經被酒精給破壞得差不多了。他的頸子腫脹，運動員的手指上布滿紅褐色的尼古丁斑點。在我們來訪的途中，奈德雖然很少講話，但還是告訴了我：“奧馬拉的手上有一長串長頭發科學家的資料。他的身份一半是職員，一半是安全人員，其實都是狗屁。”

一進了繪圖室，立時使人覺得室內顯現出的整潔，必是拿破侖從戰俘裏挑選出來的一班傭人細心伺候的結果。連壁爐上方的磚塊都被擦得發亮，而磚塊間的突出石膏橫條也被漆成白色，看來清新可人。我們坐在上面有玫瑰花樣的扶手椅上，喝著主人倒給我們的酒。漆黑得發亮的橫梁上掛著的銅器向我們閃耀著光芒。

“我剛從美國回來。”奧馬拉說著，言語之間好像我們跟他是相交多年的老友似的。他擡了擡眼鏡，接著又說：“你們常去嗎？”

“偶爾。”奈德說。

“不常。”我說，“有任務時才去。”

“事實上，他們向我們借調了一大堆人去那兒。有的在俄克拉何馬、內華達和猶他州。大部分被派出去的人都很喜歡那兒，也有些人挺想家的。”他喝了口酒，頓了一下，把口中的酒吞下去。“我曾去加州的利弗莫爾拜訪過他們的武器實驗室。那兒真是個好地方，有上等的客房，所有的設備一應俱全。他們要求我們去參與一個討論死亡的研討會。想到這個你就會嚇得半死，但是那邊的人似乎相信會議對大家都有好處，而且，那酒真是太棒了。我想，如果你曾經把一大堆人推下火坑，你可能就知道死亡是怎麽回事了。”他又喝了一口酒。在這個時辰，這個小山丘真是夠安靜的。“我真是覺得奇怪，為什麽大家都不曾在這個問題上好好地思考，特別是年輕人——上了年紀的人終究是比較神經質一些，他們可以記得起天真無邪的童年，如果他們曾經有過的話。如果你死得快，你的命運也結束得快；死得慢命運結束得也比較和緩。我從未明了，但我覺得可以讓人重新想一想身為萬物之靈的意義和價值。不過，我們已經進步到第四代了。減少了不少痛苦。你們玩高爾夫球嗎？”

“不玩。”奈德說。

“我也不玩，”我說，“我曾學過，但學不出什麽名堂來。”

“很棒的高爾夫球場，但是他們要我們租用一堆笨車子，那麽就算死了也不會被看到。”他又喝了一口酒，依舊是慢條斯理的。“溫特爾是個很古怪的人，”他咽了一下口裏的酒，向我們解釋道，“這些人都很古怪，不過溫特爾尤其古怪。他搞過社會主義，搞過基督教。現在則搞打坐，搞太極。他結婚了，感謝主，他上過文法學校，但講話還算通順。還有三年退休。”

“你告訴他多少了？”奈德問道。

“他們一直認為他們受到懷疑。我已經告訴他沒有這回事，並且要他在事情過去之後把他的笨嘴巴給閉緊了。”

“你想他會嗎？”我問道。

奧馬拉搖了搖頭，“他們大部分都不知道要用什麽方法才能淡忘這件事，不管我們用多大力氣去踢他們。”

有人敲門了，是溫特爾。一個五十七歲，看來卻像是學生的人。他走了進來，身材雖高，但駝背，一頭灰色的頭發。他穿著一件無袖的套頭毛衣，身上掛著牛津背包，腳上套著鹿皮靴。他坐了下來，兩膝合並在一起，手中的雪利酒舉得遠遠的，好像是拿著一個他搞不清內容的化學蒸餾器。

奈德把他的壞脾氣擱到一邊，板起他那專業的臉孔。“我們現在幹的，是跟蹤蘇聯的科學家。”他說，語氣盡可能地平淡，“我們是要監視他們在國防建設上的動態，並沒有什麽非常刺激的。”

“這麽說來，你們是幹情報的了。”溫特爾說，“雖然我先前沒有說出口，但心裏是這麽想的。”

他的話讓我想到他是一個非常寂寞的人。

“管你自個兒的事吧！”奧馬拉臉上掛著笑容提醒他道，“他們是英國人，而且，他們跟你一樣，有工作要做。”

奈德從一個卷宗裏取出兩張打了字的紙，交給溫特爾。他把手中的杯子放下來，伸手接過去。他取紙時手勢看似要投降，手指彎曲的方式，就像一個跪地求饒的人擺出的。

“我們正在試圖把一些已經差不多被人遺忘的舊資料拿來物盡其用。”奈德說。在其他時間他是絕少會用這種閑談的語氣說話的。“這是你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去了阿卡的格羅多克回來之後所作的匯報資料。你記不記得有一位弗克斯霍爾少校其人？這份資料雖然並不是什麽文學名著，但你提到的兩三位蘇俄科學家的名字，我們實在是很想作進一步的了解，如果他們還健在，而你也還記得起來的話，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