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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又是什麽讓他改變了？”

“他親眼目睹我們軍事和官僚體系的顢頇和無能，已經有好多年了。他看到這成為我們進步的絆腳石。這是他的說法。他受到開放政策和世界和平展望的激勵，但他也不是烏托邦的信徒，也不是消極派。他知道沒有任何事會無中生有。他知道我們的人民受到蒙騙，沒有團結的能力。新的革命必須要由在高位者發動，由知識分子來發動，由藝術家發動，由當政者來發動，由科學家來發動。他希望能遵循我們領導階層的教訓，貢獻出他一己百折不撓的力量。他常引一句蘇聯的名言：‘如果冰層很薄，你就得走快一些。’他說我們活在一個我們早已不再需要的時代太久了。只有當這個時代結束時，進步才有可能實現。”

“而你也同意他的說法了？”

“是的，並且，你也同意，不是嗎？”她的眼中充滿了熱火。她的英語實在太好了，是在修道院裏學的，從古典文學裏學到的。“他說他聽到你用類似的話批評過你的國家！”

“他在生活的一些小節上有沒有什麽特別注重的地方？”巴雷問她，“我的意思是說，他喜歡看電影嗎？他喜歡開什麽樣的車子？”

她把頭轉了開去，他只能對著那空曠的天空，看著她的側臉。他又喝了一口酒。“你說過他可能是個物理學家。”他提醒她。

“他可能是受過訓練的物理學家。我相信他一定也精通工程方面。就他所從事的工作範圍，要劃分出其中的差別是很難的。”

“他是在哪兒受訓練的？”

“他在學校就已經被人視為神童。十四歲的時候，他榮獲了數學奧林匹克獎。他的成就被登在列寧格勒的報紙上。他去了裏特莫，後來在大學裏做博士後研究。他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

“我在做學生的時候，最討厭的就是這種人。”巴雷說，但讓他警覺的是，她在皺眉頭了。

“但你並不討厭歌德，相反的，你還激發他的靈感。他經常引用他朋友斯科特·布萊爾的話：‘如果出賣國家就會有希望的話，我們都應該出賣我們的國家。’你確實說過這話嗎？”

“裏特莫是什麽？”

“裏特莫是列寧格勒機械和光學研究所。他從大學開始，就被送到新西伯利亞，在那兒的科技城——阿卡得格羅多克研讀。他通過科學博士的甄試資格，取得科學博士頭銜。他真是無所不能。”

他本來想逼她講出他到底是無所不能些什麽東西，但又怕逼她過甚，於是他轉了個話題，讓她說說她自己的事。“那麽，你又是如何與他扯上關系的？”

“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

“當時你幾歲呢？”

他覺察得出來，她又沉默了下來。然後，她又突然醒轉了過來，好像提醒了自己目前的狀況是安全的，或者，自己所處的境況是非常不安全，而做不做更進一步的妥協已經沒有任何差別了。

“我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很聰明。”她說著，臉上綻放出濃濃的笑意。

“當時那位神童幾歲？”

“三十歲。”

“我們現在所談的事發生在哪一年？”

“一九六八年。他心中仍對和平存有理想。他說他們絕不會派坦克進攻捷克的。他說：‘捷克是我們的朋友，就像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一樣。如果是華沙的話，他們也許就會派坦克進去了。但我們絕對不會派兵進攻捷克的，絕不會的。’”

她已經完全地背對著他。在她身上集結了太多女人的特點。她背對著他，朝著天空說話，不過她還是把他拉進她的生命裏來，並且把他當做心腹知交。

當時是八月，在列寧格勒，她說。她那時十六歲，是做學生的最後一年，攻讀法文和德文。她是學校的校花。她崇尚和平與那種最不切實際的革命方式。她那時已經是個準女人，自認為已經成熟了。她談到她自己時，語氣中都帶著譏諷。她那時已經讀過一些心理、哲學著作，如弗洛姆、奧特加·加塞特和卡夫卡的著作，她也看過電影《奇愛博士》。她認為沙卡洛夫的想法是對的，但方法不對。她很關心蘇聯的猶太人，但是她對他們的看法和她的父親是一樣的，認為他們的麻煩都是自找的。她的父親是在學校裏教人文學的教授，而她所上的學校又都是為列寧格勒權貴子弟所預備的學校。那時是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但卡佳以及她的朋友還能夠對政治有所期待。巴雷努力地回憶，想想他自己是否曾經生活在對政治的期望之中，但最後認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她不停地講，就好像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再阻止她說下去。他希望能夠再次握住她那只他在上樓梯時曾經握過的手。他更希望他能夠擁抱著她，最好可以托住她的臉，並且以親吻來代替聽她講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