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3/3頁）

他比我記得的樣子老更多了，皺巴巴的皮膚不再粗糙，變得嬰兒般柔滑。是我先看到他。他坐在出境大堂餐廳裏角落上的桌子邊，一邊細口喝啤酒，一邊看著現代世界運轉，樣子就像已經坐了一整天。最後他終於看到我，伸出手和我輕輕一握，輕輕喊出我的名字。他身邊沒有行李，甚至沒有人人必備的德國手提箱。他穿著費爾島（Fair Isle）花樣的開襟羊毛衣，袖子上有皮革補丁，大概是多年前從他某本郵購目錄上購買的。他看起來英國味十足。

“你要去哪兒旅行，雲格爾先生？”我問他。

沒有要去哪兒，他微笑著回答說。他說他幾乎每星期六都會來這裏。有時星期天也會來。我猜他是暗示他太太已經過世。顯然他是孤身一人。

“所以你是來這裏收集寫小說的材料啰？”我開玩笑地問他。

不是，先生，我不寫小說；他帶著另一個微笑回答說。

“但你一整天坐在這裏，又不看書，你是要幹些什麽呢，雲格爾先生？”我不解地說，“難道你是間諜不成？”

這時，他舉起一根手指，示意我噤聲。“聽著。”他說，臉上仍然掛著微笑。

於是我默不作聲，露出一張洗耳恭聽的臉。接著你猜我聽到什麽來著？我聽到有一個男聲用幾種語言廣播說要到某某地方的旅客請在某某登機口登機。

“那是我兒子。”他說，自豪的神情我至今難忘。我這才明白，他舉起的手指是指著廣播喇叭的。

本書的初稿寫成於維也納。在那裏，我得到著名納粹搜捕者維森塔爾（Simon Wiesenthal）之助，把壞蛋角色卡費爾德的齷齪老底給拼湊了出來。我住的是已故指揮家卡拉揚（Karajan）的公寓。這純屬巧合。剛開始，我每次回到家，所有門都像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操縱似的，會自動打開。我後來才知道，之所以有這種設計，是因為那位大指揮家演出完畢時常常脾氣暴躁，沒耐心去開門。

在維也納，我也有機會聽到原汁原味的反猶主義語言，它們讓我更知道應該怎樣描寫那些波恩老納粹的嘴臉。“如果你想研究這種疾病，”維森塔爾建議說，“你就得住在沼澤裏。”他指的沼澤是維也納。回到英國時，我的小說仍然沒有完成，而有好幾次，我覺得自己離把它寫完只有一步之遙。那是我生命中的離婚時期，而這事對我和我那可憐忠實的太太都是要命的經驗。這書阻礙了我，而我也阻礙了這本書。我反復想：我去過那麽多地方，幹嗎要費事去描述一個我想像出來的呢？如果你想讓阿倫·特納向你解釋，大概你應該想像一下我或你自己：我們看過那麽多，感受過那麽多，卻又抗拒每一個我們得自感官的合理結論。

然後有一天，我極秘密地回到波恩，精良的德國制手提箱裏裝著好幾磅重的小說書稿。我住進雷馬根（Remagen）一個可以俯瞰萊茵河的飯店房間。記得雷馬根那座大橋嗎？你們有必要記得嗎？但這大橋卻見證過美軍和德軍之間最激烈的一場戰事，而盟軍就是從它渡過萊茵河的。

我在雷馬根得到一個親切小天使的幫助，把小說寫竣殺青。在某些方面，它仍然不是我計劃要寫的那部書。但我本來要寫的那部又是什麽樣子的呢？

勒卡雷

199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