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第2/3頁）

但別忘了，那時候的外交官都是業余出身。他們不是政治家，不是受過訓練的分析家或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或律師或歷史學家。

他們大部分都是劍橋、牛津的文科畢業生，被當成專家派駐各地的大使館，而他們往往會擇錯固執就沒什麽好奇怪的了。

而我們駐波恩的大使館和我們駐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大使館沒什麽兩樣：是一座對其駐在國深深不信任的英國要塞。它的風格和偏見跟從前英國鄉下人對城市的敵視沒兩樣。總之，那是一個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方，它一方面抱有英國人繼續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者自居的心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扮演一個較謙卑和較務實的角色，以爭取德國支持我們加入歐共體。讓事情更復雜化的是我們在德國的駐軍和我們以四強身份對德國前首都柏林的共同監管。那時我們大使館最佳的德國專家是一個曾被關在寇地茲堡戰俘營（時位於東德）而後逃出的戰俘。我們的參贊（參贊處是大使館的政治部門）是勛章多多的皇家海軍前潛艇艇長。我們很多本地雇員都是德國猶太人，他們大戰前逃離德國，然後像黑廷一樣，在戰後以英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回到德國。我經歷的兩位大使都曾任職於莫斯科，秘密參與過制定冷戰對策的最內部會議。因此，當時大使館的氣氛就像這小說裏描繪的：在尼布龍5薄霧的濡濕重量下，每個人都神經兮兮，充滿怨氣。

要在這個世界裏抽出一根線頭，把它編織成一個故事，事實證明是極度困難的——有許多不同的可能發展只是困難之一。理論上，我想寫的是一個過去纏繞著現在的故事；它要能反映出我們對一個我們前不久才打敗的國家的日益依賴，而且要能道出我們對一種悶燒在富裕表面下的國家主義激情可能復活的焦慮。但這種復活會以何種形式出現呢？我當然不相信納粹會以赤裸裸的方式卷土重來，不相信它的老守護者會戲劇性地重新得勢。我毋寧相信，如果威脅存在的話，它是存在於灰色的中心的，其表現形式會是一個以憤懣的老板與小布爾喬亞為骨幹的群眾運動——類似於布爾熱在法國領導的那一個。我也察覺到失意的德國年輕人的深深不滿，他們開始把怒氣的矛頭指向西德的富裕和西德對北約的俯首帖耳。今天還有人記得紅色丹尼6嗎？

我對這些潮流最後會演變成什麽樣子的臆測，現已明白是錯的。但我有一點卻是猜對了：會有一個學生運動把無力的怒火撥向德國建制——哪怕它後來發展出巴德-邁因霍夫團夥7這種極端的形式——而且會得到德國知識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我猜對的另一點是，這股力量本質上是不關心政治的：它的平台包括了一種模糊、未完成的無政府主義修辭，沒有明確目的可言，惟一的信息只是行動本身。

但不管怎樣，我本來就沒有預期自己的預測是對的。我想提供的是一個有啟發性的夢魘，而非精確的預言。我想講的是一個政治的鬼故事。而不管寫得是好是壞，我寫出來的也正是個政治鬼故事。

這鬼故事裏的鬼當然就是利奧·黑廷。阿倫·特納是他的招魂師，而勞利·布拉德菲爾德則是倒黴的鬼屋主人。這三個角色在現實中都是沒有原型的：就我所知，黑廷從來就沒有存在過，盡管在我任職大使館的時代，德國各地有幾十個類似黑廷的人，繼續在他們小小一間的前管制委員會的辦公室裏——哪怕占領已經結束了許久——以別的名義發揮功能。也沒有戴綠帽的布拉德菲爾德這樣的人指揮過我們的參贊處；或有過一個來自倫敦的阿倫·特納，把我們的生活撕成碎片。至於旁觀這一切的那個慵懶、聰明的同性戀者萊爾，當然也是沒有存在過的。

但雲格爾先生卻是活過的。他是真實的，盡管其名字與長相你在本書任何地方都不會找到。雲格爾先生是我們大使館裏的兩個打雜之一，由行政科聘用。他們今天還有這樣的人員嗎？我敢用你的全副身家打賭還有。雲格爾先生在大使館一樓有一個辦公室，他的工作是為你的汽車申請一塊外交官車牌、弄一些外交官汽油券和優惠機票，還可以私底下幫你買到打折和免稅的新收音機、電視機、洗碗機、荷蘭啤酒或蘇格蘭威士忌——黑廷那些可憐兮兮的吹風機當然更不在話下。

雲格爾先生年老，頭發柔軟光潔，和藹，耐性過人，哪怕是被外交官太太大聲使喚，也幾乎不皺一下眉頭。有別於所有人的猜想，我個人深信雲格爾先生從未在幫我們的忙中撈油水。他會熱心助人，只是因為急於討好別人。所以我就偷了雲格爾先生的吹風機，還有一點點他與雇主的關系，放到利奧·黑廷身上，以便突出利奧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卑躬屈膝的一面。雲格爾先生是不是曉得此事，我不得而知。不過，十五年前我倒是相當意外地在科隆機場重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