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對《德國小鎮》這書一向懷有惡感，也想不出能為它說些什麽好話，直到我開始想起它的三個主角，情形才有所改觀。他們是：前難民黑廷、尖刻的實用主義英國外交官布拉德菲爾德、有驅迫感和不快樂的調查員阿倫·特納（我私底下把這個角色編派給自己）。想起他們，我才不得不勉為其難承認：這小說畢竟已達成我當初想達成的目的，而它也不像我一直以為的，是個礙眼物。

我厭惡這小說有好些理由。首先就是，我原擬寫的是一部近似諷刺英國政治風格的黑色喜劇，但出來的結果卻廣被認為是一部激烈反德之作。

大概它也真是反德的。阿登納1主政時期的西德政府，用任何標準看都算不上太可愛。希特勒時代的老面孔比比皆是：阿登納本人的幕後操盤手格洛布克（Globke）是納粹歧視猶太人的《紐倫堡法令》的起草人之一，而自由民主黨的明星阿亨巴赫（Achenbach）曾協助納粹把法國猶太人從巴黎運到集中營，熱情洋溢的佐格爾曼（Zogelmann）之前還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高幹，而這也不過是十八年前的事。在西德的警界、司法界、情報界、軍界、工業界、科學界和教育界裏，納粹的舊人俯拾皆是。他們之所以被留下來，若不是因為沒有犯過合該清算的大罪，就是因為被認為是西德戰後重建所少不了的人才。但更多時候則是出於北約盟國舊事不重提的默契，聽任他們的档案塵封在某個人的抽屜裏。

對我這樣從兒時起就著迷於德國文化與歷史的英國年輕人來說，60年代初期的波恩確實是個鬼影陰森的地方。有時候，這城市的街道給人的感覺是匆匆鋪上的，以便把前不久的恐怖往事給稍事掩埋，就像是貝爾森（Belsen）集中營那些草墩——上面修剪得整齊漂亮，下面覆蓋著無辜死難者的喑啞痛苦。如果你仔細觀察，波恩的怪異隨處可見：從那些年過五十的人緊繃的臉上（“媽媽，戰爭時你在做什麽？”），從一棟你突然認出的未拆除的納粹建築，從德國官員或國會議員不經意脫口而出的一句納粹用語。很多時候，呼籲忘掉過去的口號就像波恩正忙著遺忘納粹的口號一樣刺耳。在德國，“克服過去”一語是會發出軍隊調動時的鏗鏗聲的。德國人就像英國人一樣，說話總是帶有自己的調調。

因為當時是英國大使館的二等秘書，我常常得坐在德國國會的二樓外交官旁聽席上。手上拿著先印好的發言稿，耳裏聽著一通通乏味的發言，我會聽任思緒遊走，飄過墻壁地板，飄到坐在我幾英尺之下那些衣著陰沉的中年男女身上，揣想是什麽樣的集體記憶（有光榮的、有悲哀的、有恥辱的）構成他們的人生經驗的。他們一個個走向講台時，我打量他們漠然的面孔和自覺的舉止，心裏琢磨，如果可以暢所欲言，他們會說出什麽樣的話來？

因為是英國人，因為或多或少都吃過德國國家主義耀武揚威的苦頭，所以我們當時仍然疑惑：他們現在是誰了？他們會變成什麽樣的人？他們有可能會在這個世紀裏發動第三次戰爭嗎？

這種疑惑依然纏繞著我們，於今為甚。大眾報刊會把這種疑慮大聲說出來，而我們的智囊團或領導人則會在白廳2那些秘密會議室裏靜悄悄地把它說出來。

但也不總是那麽靜悄悄。幾個月前，一個焦慮的德國瞭望者團體才在契克斯3集會，討論這個超難搞的德國問題（後來他們中的一個泄漏了消息，外界才得知有過這樣的集會）。他們的問題大略如此：統一的德國將會在歐共體裏取得超強的地位，到時她會是什麽樣子的？我們能信任她嗎？她會怎樣利用自己的力量？

會議的結論並不特別高明，而它們反映出的英國人性格就像德國人性格一樣多。

奇異的是，整整三十年前，在經過冷戰多個回合的交鋒和我們（出於深信德國不可能統一）反復重申支持一個統一的德國之後，我們也在問自己同一組浮誇的問題，盡管用語稍有不同。德國統一的話，地會裂開來嗎？我們這樣問彼此。巨大的過去會沖破紙一樣薄的表面嗎？德國的經濟奇跡還能忍受得了戰敗的緊身衣多久，繼續惟北約之命是從？

而我們給自己的回答總是一樣：只要他們繼續富有，他們就會忍耐；只要德國錢繼續淹腳踝，只要德國人能繼續到意大利度假，把皮膚曬成古銅色，我們就沒什麽好害怕的。

然而，當我們把免稅威士忌繼續灌進他們喉嚨，聆聽他們對德國問題的獨白和宣示永遠親英的承諾時，我們卻總是像盤旋的鷹隼一樣，搜尋德國人第一個背信的征兆。他們會偷偷摸摸背著我們去跟俄國人做交易嗎？他們會答應用一個不結盟的德國來交換一個統一的德國嗎？他們不是沒有試過這樣做，只是每一次都沒有充分的決心罷了。阿登納與戴高樂之間的眉來眼去是一個弱化英美對德國鉗制的陰謀嗎？英國第一次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失敗後，我親耳聽麥克米倫4說：“戴高樂想要的東西跟我們一樣，卻不想讓我們有份。”而每一次，當有極右派的政治集團冒出來（不管是出現在巴伐利亞州、石荷州或任何一個反猶主義或泛日耳曼主義的溫床），我們就會馬上發電報向倫敦報告，評估事情對當前的德國經濟會有什麽影響。回想起來，那時我們都簡單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