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3/5頁）

在藍色夜明燈的指引下，我沿著似乎沒有盡頭的走廊往前走。一些奇特的路標已經告訴我要走哪條路了。一些病床被屏風隔開，以示為重症病床，我們要去的就是這樣的病床。我蹲伏在床的一邊，另一邊就是一位身份較高的護士，中間只隔著那個垂死病人的雙膝。據我推斷，這個護士是中非黑人後裔，其學識與責任心都超過多數醫生，但她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可不是這些，而是她走進病房時步履輕快、俊氣逼人的樣子。她左胸上佩著一個名牌，寫著“漢娜”，但那不太可能是她的名字。她脖子上掛著一個金質十字架，扣著扣子的藍白色制服緊裹著修長苗條的身軀。當她站起來在病房裏走動時，就好像舞蹈家那樣輕盈。她的頭發整齊地梳編起來，從額頭一路往後壓，與頭後面的頭發渾然一體。不過出於實際需要，她的頭發已經剪短了。

我和漢娜兩人一直長時間地注意對方，部分原因可能在於我得等她說話，而她得等我翻譯。她連珠炮似地問病人問題，我感覺她的問題簡潔、準確、體貼，而我則適時地將其翻譯成金亞旺達語，然後兩人就等那個可憐的家夥回答，有時候我感覺到得連續等好幾分鐘。他用童年在非洲時說話的那種口音咕噥著回答，決意把童年作為人生的最後回憶。

漢娜在另一名護士格蕾絲協助下為病人做了其他一些仁義之舉。我從口音聽出格蕾絲是牙買加人，她也是個好女人。格蕾絲站在病人頭旁邊，幫他擦掉嘔吐物，檢查輸液情況，或處理其他更難做的事。從她與漢娜之間的互動與神情來看，她是漢娜的好友。但我這裏要記下的不是這些事。

你得知道，我討厭醫院，真的討厭。由於宗教信仰的緣故，我對保健這個行業很感冒。血液，針，便盆，裝有剪刀的擔架車，外科手術散發出的味道，病人，死狗以及路邊被碾死的獾，我不得不面對這些，而且現在已經感到躁動不安。任何正常人如果在衛生狀況很差的非洲山區診所裏先後被切除扁桃腺、闌尾與包皮，也都會有此感覺。

此前我見過漢娜一次。但我現在意識到，在過去的三周時間裏，不知不覺間她就已經印在我心頭，她可不只是在這個不幸之處的白衣天使主管。我跟她聊過，但她已經不記得了。我第一次來這裏時，我請她在我的完工證明上簽字，以證明我已履約完工，效果讓她滿意。她笑了笑，頭歪到一邊，像是在想她是否真的可以確認自己很滿意，然後很隨意地從耳根後抽出一根白板筆簽了名。就她自己而言，她那種姿勢無疑是天真活潑的表現，但卻打動了我。在我過於豐富的想像中，這是寬衣解帶的前奏。

但今晚我卻沒有這種不合宜的非分之想。整個晚上我們都坐在那個垂死病人的床邊，一直工作。漢娜這個保健專家緊咬牙根，排除工作以外的任何東西幹擾情緒。午餐之前我就至少三次看見她這樣子，於是我也模仿起她來。

“請你問一下他的姓名。”她用帶著法國腔的英語命令道。

那個病人想了好久才告訴我們，他叫讓-皮埃爾。帶著窮途末路時僅剩的那種兇暴，他還補充道，他是圖西族人，他對此很自豪。對於這條沒有必要的信息，我和漢娜默契地一致同意加以忽略。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讓-皮埃爾長著一幅典型的圖西族容貌：他頰骨高聳，下巴突出，後腦勺特長，恰恰就像一般非洲人的想像中圖西族人的模樣，盡管許多圖西人並不長成這個樣子。

“讓-皮埃爾？那你姓什麽？”漢娜的問題總是十分精準，我譯了她的話。

是讓-皮埃爾沒聽見我說的話還是他不喜歡有姓？在等他回答時，我和漢娜第一次長時間地對視著。之所以說“長時間”是因為如果你只是察看一下你的服務對象是否在聽你說，那麽看的時間沒必要那麽長，而且其間我們都沒有說話，讓-皮埃爾也沒有。

“請你問一下他住在哪裏。”漢娜說道。跟我一樣，她也不引人注意地清了清嗓子，就好像喉嚨被堵住了似的。令我既驚又喜的是，她這一次好像把我當做她的東非斯瓦西裏老鄉，用的是斯瓦希裏語。而且她似乎還嫌不夠過癮，居然用起了東剛果婦女特有的口音。

但我到這裏是來翻譯的。既然漢娜已經問了病人另一個問題，我就必須翻譯。我把她的問題從斯瓦希裏語譯成金亞旺達語，又把讓-皮埃爾的回答從金亞旺達語譯成斯瓦希裏語。這次我復制了——如果說“模仿”還不夠準確的話——她那讓我感到很熟悉的甜美口音。

“我住在希思公園，”我對漢娜說道，重復著讓-皮埃爾的回答，就好像這些話就是我們自己說的一樣，“住在灌木林下。那就是我要回去的地方，只要我離開了這個”——我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下去——“地方。”為禮貌起見，我把他用來形容醫院的那個別稱略去不譯。“漢娜，”我繼續說道，但可能是為了稍微緩和一下壓抑的氣氛，這回我講的是英語，“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訴我，你是誰？你是哪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