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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布魯諾·薩爾瓦多。朋友們都叫我“薩爾沃”，對手們也是這麽稱呼我。別人可能會告訴你我是西班牙1，但我卻是地地道道的英國公民，職業是口譯員。我精通非洲語言當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斯瓦希裏語以及東剛果其他鮮為人知卻廣為使用的語種。由於東剛果以前處在比利時的統治之下，因此我所掌握的法語也是我專業技能箭囊裏的又一支利箭。在倫敦地區大大小小的法庭上，無論是民事庭還是刑事庭，我都為人們所熟知；我也經常被邀參加與第三世界事務相關的各種會議；英國許多最好的公司也常為我寫贊賞有加的推薦信。此外，由於我所掌握的這些特殊技能，政府某部門也要我盡一下愛國義務，為他們秘密供職。當然，該部門自然是“隱身”的。我從未陷入麻煩：我定期納稅，信用評級高，銀行賬戶運行良好。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任何官僚政治的運作都無法改變。

我在商界勤勤懇懇地工作了6年。我在措詞謹慎的電話會議或者那些在歐洲大陸中立地帶某些城市低調召開的會議上提供口譯服務；雇主們則通過我的口譯狂炒石油、黃金、鉆石、礦物及其他商品，甚至就在世界各地股東們警覺的眼皮底下把數以百萬計美元的行賄款遠轉至巴拿馬、布達佩斯與新加坡。如果你要問我，在為這些交易提供便利時我是否感到有必要捫心自問，那麽我會很肯定地回答你：“不。”頂級口譯員遵循另一種神聖的職業道德準則。人們雇他並不是要他來感受良心發現的高尚境界。口譯員要忠於雇主，就像士兵要對著國旗宣誓忠於國家一樣。但是，鑒於世界上還有許多不幸之人，盡管報酬極低，我也會到倫敦的醫院、監獄與移民局服務，就當是行善積德。

在選民冊裏，我登記的住址是南倫敦巴特西區威爾士王子大道諾福克大廈17號。這是一處很好的不動產，由我和我的法定妻子佩內洛普——你可千萬不要叫她“佩妮”——共同擁有，但我的產權份額較少。佩內洛普是一名高級記者，畢業於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她現年三十二歲，比我大四歲，在一份銷量極大、能夠影響數百萬人的英國小報工作，是該報記者隊伍裏一顆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父親是一家名為“城市”的績優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而她母親則是當地保守黨的骨幹人物。五年前，我與她結了婚，因為我們之間具有身體上強烈的互吸力，而且她理解我的想法，就是希望遵循英國傳統建立一個完整穩定的核心家庭，只要事業發展允許，她就馬上懷孕生子。不過，由於她在報社裏職位提升迅速，加上其他因素的影響，她懷孕生子的有利時機一直沒有出現。

但無論從哪方面來看，我倆的結合一點兒也說不上正統。佩內洛普是薩裏郡一個白人家庭的大女兒，她家人的職業地位都很高。我，布魯諾·薩爾瓦多，昵稱“薩爾沃”，則是一名愛爾蘭籍羅馬天主教傳教士與一個剛果村婦的私生子，而隨著戰爭的肆虐以及時間的流逝，後者的姓名已經永遠地消逝了。準確地說，我出生在剛果北部的基桑加尼城（舊稱斯坦利維爾）一家加爾默羅會女修道院緊閉著的門後，是由發誓保密的修女們接生的。對於除我之外的任何人來說，這件事聽起來十分搞笑，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是胡編亂造的。但對我來說，從生物基因的角度來講，這卻是個事實，就像記憶中我十歲那年的經歷那樣千真萬確，你若也經歷過那種事也會深以為然。當時就在剛果東部南基伍省郁郁蔥蔥的高原上一間傳教所裏，我坐在謙卑慈愛的父親床邊，看他哭得死去活來，聽他一半用諾曼法語，一半用阿爾斯特式英語對我傾訴。淚水沿著他凹陷的雙頰急速傾瀉，門外赤道地區的大雨猶如大象的巨足一樣重重地擊打在綠色馬口鐵屋頂上，讓你不由得以為整個自然界都在與他互動。

如果你問一個西方人基伍在哪，他會一臉懵懂，微笑著向你搖搖頭。如果你問一個非洲人，他就會告訴你：“那裏是天堂。”因為，基伍位於非洲中部，那裏霧氣朦朧的湖泊與活火山共存，牧場如翡翠，果林裏水果甘美如蜜，諸如此類的美景奇觀，不一而足。

先父享年七十。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個年頭裏，他最擔心的是，被他禁錮的心靈是否比他解放的心靈還要多。據他說，梵蒂岡羅馬教廷的傳教士們總是在對生命的責任與對羅馬教廷的責任之間進退兩難，但不管他的牧師同事們多麽恨我，我都是他對生命應負的責任之一。我們為他舉行了葬禮。按他的要求，葬禮上我們都講斯瓦希裏語。但當輪到我在他墓旁念“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時，我用希語翻譯了這句話。希語是所有東剛果語言中他最喜歡的一種，因為它活力十足，表達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