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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敢出巨資跟我打賭，受先母血統的影響，我會從骨子裏相信征兆、占蔔、迷信、巫師之類，但我不信。事實上，我走近漢娜的整個過程中都出現了許多明顯的征兆，我要是留心的話本可以察覺到的，但我沒有。

就在那個倒黴的周五之前的周一傍晚，我記得，出現了第一個征兆。當時我在巴特西公園路一家名為“貝拉·維斯特餐廳”的小飯店裏，獨自一人吃著經過回收處理的環保食品意大利塞肉通心粉，喝著意大利蓋恩卡婁公司生產的高濃度基安蒂紅葡萄酒，但沒什麽胃口。為了提高自我修養，我身上正帶著一本平裝本的安東尼亞·弗雷澤的著作《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英國歷史是我知識庫裏的一大弱點，在安德森先生的親切指導下我正努力彌補。他在英倫三島歷史方面是一名有影響的學者。餐廳裏空蕩蕩的，只有兩桌人在吃飯。人多的一桌在側廳裏，他們是外地人，嘰嘰喳喳的。人少的一桌專為等愛的人而設，今晚卻坐著一個穿戴得整整齊齊的紳士，大概是一名退了休的專業人員，身材矮小，而且我注意到他的鞋子擦得鋥亮。自從進入聖心避難所學校以來，我就很尊重鞋子總是擦得亮亮的那類人。

我從未想過自己居然會吃這樣的通心粉。那天是我與佩內洛普結婚五周年的紀念日。我很早就回到家中準備她最喜歡吃的飯菜：一道酒燜仔雞，一瓶最上等的法國勃艮第紅葡萄酒，以及一份在本地熟食店買的、已經切好的法國布裏白乳酪。她打電話給我，說一名足球名星的私人生活出現危機，她正在采訪，不到半夜回不來。當時我已經用酒燜好了雞排，對記者們變幻莫測的行為也已經習以為常，但我知道她所謂的“采訪現場”就是與相好媾和交歡的地方。我當時的反應後來想起來連自己都吃驚。

我沒有尖叫。我不是遇事會尖叫的那種人。我是一個冷靜、已被同化的淺粽色皮膚的英國人。我要比同化我的英國人還要內斂得多。我輕輕地放下話筒，想也不想就把雞排、乳酪跟去了皮的土豆扔進垃圾處理器，手指按到“沖洗”按鈕上，一直按著，我也說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只雞還會反抗都沒必要那麽久。我清醒過來時，意識到自己正輕快地沿著威爾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夾克口袋裏就塞著那本《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

貝拉·維斯特餐廳的那張大橢圓餐桌上坐著三對夫婦。男的長得都很健壯，穿著運動夾克，妻子們也一樣壯，顯然，他們過慣了好日子。有意無意間，我很快就了解到，他們來自小鎮裏克曼沃斯，他們稱之為“裏基”。他們來巴特西公園參加一場名為“天皇”的日場演唱會。他們中說話最大聲的是一個女的，她覺得這場演出不怎麽樣。她說她從不喜歡日本人，在她看來，日本人並不會因為唱歌而變好。她一個人狂侃，想到什麽話題就說上一番。有時候，她得停下來想一下要說什麽，就“呃”幾聲再接著說。但她其實不必擔心，因為其他人沒那個膽子打斷她。她氣不喘，調不變，一口氣從“天皇”演唱會說到她最近做的手術上。給她做手術的那個婦科醫生把手術搞砸了，但沒關系，對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經決定不起訴他了。她又馬不停蹄地從手術說到她的女婿，一個藝術家，那人讓她很不滿意，是她所認識的人中最懶的一個。她還發表了其他看法，意見都很強烈，她的那些觀點對於我並不陌生。她說這些時就像是扯著喉嚨在喊一樣。那位鞋子擦得鋥亮的小個子紳士本來在看《每日電訊報》，猛地把攤開的報紙合了起來，縱向對折，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後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別人有無反應。

“我有話要說。”他對著空氣挑釁似地宣布道，“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他這是在闡述其個人原則，向他自己而不是別人。

說完，他走向那三個健壯男人中個子最大的一個。貝拉·維斯特餐廳是一家意大利式餐廳，地板是水磨石的，沒有窗簾，抹灰頂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沒聽見他的聲明，至少也應當聽見他走路時那雙鋥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發出的“砰砰”聲，但那個唱主角的婦女正向大家大講她對現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裏，它們毫無價值。那個小個子紳士連喊了好幾聲“先生！”才讓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聲，禮貌而又嚴厲地對那位“桌長”說道，“我來這裏是要用餐讀報的，”——他像舉起狗咬膠之類的法庭證據似的舉起報紙——“但事與願違，我居然飽受洪浪般的對話噪音侵擾，這麽吵鬧、瑣碎、刺耳，結果我——嗯——”——他用“嗯”對那桌人開始注意他講話表示感謝——“而且這其中還有一個聲音，先生，比其他聲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責你們，我是紳士。但是，先生，我請求你們好自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