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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彼得。”她以指責的語氣對他說。

“你是拉若嗎?”

“當然了。”

他進門後,她關上門。

“有沒有人跟蹤你過來?”他問她。

“有可能,你呢?”

他們在燈光下面對彼此。波姬沒說錯:拉若·艾瑞奇的確很漂亮。目光散發出孤傲聰慧的美感,具有科學家冰冷不帶感情的味道,第一次聞到就讓他在心裏打退堂鼓。她以手背撥開漸灰的頭發,然後手肘維持高舉,手腕搭在額頭,繼續以批判的意味打量他,眼光傲慢而沮喪。她一身黑衣。黑色長褲,長長的黑色工作服,脂粉未施。她的嗓音這時聽來,比在電話上更加陰沉。

“我為你感到難過,”她說,“很可怕。你很傷心。”

“謝謝你。”

“她是被岱魄拉瑟害死的。”

“我也這麽認為。間接而已,不過也算是。”

“很多人都被岱魄拉瑟害死了。”

“可是並不是全部都被馬可斯·羅貝爾所背叛。”

這時樓上電視傳來一陣如雷的掌聲。

“艾米是我朋友,”她說,仿佛友誼是一種病痛似的,“今天她在道氏醫院的掛號處上班。不幸的是,她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贊成我復職,也作為薩斯喀徹溫醫德會的創立成員,因此他們會找借口開除她。”

他正要問艾米認為他是奎爾還是艾金森時,有個中氣十足的女人從樓上對他們咆哮,一雙毛拖鞋出現在樓梯最上層。

“帶他上來吧,拉若。男人要喝一杯。”

艾米是中年人,肥胖,是那種生性嚴肅、卻決定把自己的人生當喜劇演出的女人。她穿的是深紅色絲質和服,戴著海盜耳環。她的拖鞋長了玻璃眼珠。不過她自己的眼珠卻被陰影圍了起來,嘴角長出了痛苦紋。

“殺了你老婆的人,應該抓去吊死才對。”她說,“威士忌、波本還是葡萄酒?他是拉爾夫。”這個閣樓房間很大,以松木隔出輪廓,天花板挑高。一邊有個吧台。一台巨大的電視正在播放曲棍球賽。拉爾夫是個頭發稀疏的老人,身穿晨袍,坐在假皮扶手椅上,將雙腳放在同樣是假皮的板凳上。聽見有人說他的名字,他伸出有肝斑的手在空中揮動,眼睛卻沒離開電視的球賽。

“歡迎光臨薩斯喀徹溫,要喝什麽自己來。”他大喊,帶有中歐口音。

“哪一隊領先啊?”賈斯丁問,表示友好。

“加佬隊。”

“拉爾夫是律師,”艾米說,“對不對啊,親愛的?”

“現在什麽也稱不上了。可惡的帕金森病硬是要把我拖進墳墓裏。那個教職員委員會的做法就像是一群渾蛋。你是為了這事來的嗎?”

“差不多。”

“遏阻言論自由,擋在醫生和病人之間,現在應該站出來教育男男女女,是勇敢說出實話的時候了,不要再像一群沒種的懦夫一樣躲躲藏藏。”

“你說的對。”賈斯丁很客氣地說,從艾米手中接下一杯白葡萄酒。

“凱儒·維達·哈德森是負責吹魔笛,道氏則隨著笛聲起舞。他們給了兩千五百萬當做訂金,蓋了新的生物科技大樓,答應後面還有五千萬。那可不是小數字啊,就算是對凱儒·維達·哈德森那種有錢的白癡來說也是一大筆錢。如果大家乖乖地不亂講話,還會拿出更多錢。那種壓力,你怎麽擋得住嘛?”

“盡量啊,”艾米說,“如果沒盡力,你就完蛋了。”

“盡了力是完蛋,沒盡力也是完蛋。敢講話,他們就不給你薪水,炒你魷魚,把你趕到別的地方。在這個小鎮,言論自由的代價可高著呢,奎爾先生——代價高到我們多數人都負擔不起。你叫什麽名字?”

“賈斯丁。”

“賈斯丁,我們這裏講到言論自由啊,還是一言堂。一切都好好的沒事,只要不跑出一個俄羅斯賤女人,神經發作隨便在醫學刊物上面發表文章,亂講她發明出來的高明小藥丸的壞話。凱儒·維達·哈德森公司憑這個藥一年可賺到二三十億,願安拉保佑他們。你準備把他們安排到哪裏,艾米?”

“書房。”

“你幹脆把電話轉過來,這樣他們才不會被幹擾到。艾米是我們這裏處理實務的人,賈斯丁。我只是個糟老頭。如果你想喝什麽,就叫拉若幫你弄。她對我們家了如指掌,比我們自己還清楚,可惜啊,眼看著再過兩個月,我們就要被掃地出門了。”

他繼續觀賞勝利在望的加佬隊。

她不再盯著他看,雖然她還是戴上厚厚的眼鏡,本來應該是男人戴的眼鏡。她內心屬於俄羅斯的那部分帶來了一大袋子的“也許”,袋口打開,躺在她腳邊,裝滿了她倒背如流的文件:威脅對她采取行動的律師信函、大學的解聘信、一份她尚未發表過的文章的復印件,最後是她自己律師的信件,不過數量並不太多,因為根據她的解釋,她已經沒錢了,更何況她的律師在捍衛蘇族的人權方面比較自如,在對抗法律資源無限的溫哥華凱儒·維達·哈德森公司時頗感無力。他們坐著,如同沒有棋盤的兩個棋手,與對方面對面坐著,膝蓋幾乎碰在一起。賈斯丁回想起過去在東方國家任職的往事,不敢將腳尖正對她,所以斜坐著,使他被毒打過的身體因此感到不太舒服。她已經對著賈斯丁背後的陰影講了好一陣子,賈斯丁也幾乎沒有打斷她。她百分之百自我投入,聲音一會兒喪氣,一會兒具有說教意味。她的人生只有巨大難纏的官司,以及這樁解答無望的難題。她提到的每件事,都跟官司脫不了關系。有時候——他懷疑是經常——她完全忘記了賈斯丁的存在。或者對她來說,賈斯丁變成了其他人——成了不願參加教職員會議的老師,成了怯生生召集大學同事、猶豫不決的教授,是力有未逮的律師。只有在賈斯丁提到羅貝爾這個姓氏時,她才在他面前清醒過來,皺皺眉頭,然後隨口以籠統模糊的方式搪塞,讓人明顯察覺到她在顧左右而言他:馬可斯太浪漫了,他太脆弱了,所有男人都會做壞事,女人也一樣。不知道,她不知道要到哪裏才找得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