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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又不認識什麽殺手。”他出言反對，一面指出他們論點中的破綻，一面以呆滯的眼神盯著前面看。“我什麽人也沒雇，什麽人也沒教唆，抱歉。我妻子的兇殺案，跟我一點關聯也沒有，和你們暗示的那種關聯絕對沒有。這件兇殺案，我不希望發生，也沒有策劃過。”他的聲音顫抖起來，嗓音扭曲得令人尷尬，“我遺憾得無法言語了。”

這番話講得讓人無法接腔，因此兩名警察半晌不知如何是好，轉而研究格洛麗亞描繪新加坡的水彩畫。一排水彩畫掛在磚頭壁爐上方，每幅標價“一百九十九英鎊，免增值稅！”每幅都畫著相同晴朗無雲的天空、棕櫚樹、鳥群，她的簽名大到站在馬路對面都看得到，再加上日期以方便行家收藏。

羅布講起話來直言不諱，和他這個年紀具備的自信心不無關聯，他擡起瘦長的頭，口無遮攔地說：“你老婆和布盧姆睡在一起，我猜你也無所謂嘍？很多做老公的人對這種事情都會有點被背叛的感覺。”說完猛然閉上嘴巴，等待賈斯丁做出羅布預料中戴綠帽的丈夫在這種情況下會做出的舉動：啜泣、臉紅、對自己不周到的地方感到憤怒，或是對他們朋友的背棄感到生氣。如果羅布心懷這樣的期望，那賈斯丁讓他失望了。

“那根本不是重點。”他回答。他的口氣很重，連他自己都嚇一跳。他挺直身體坐著，四下張望仿佛是想看看有誰插嘴，想責備插嘴的人。“對報紙來說也許是重點。對你來說也許是重點。對我來說呢，以前從來都不是重點，現在也不是重點。”

“照你這麽說，重點是什麽？”羅布質問。

“我讓她失望。”

“怎麽個失望法？你是說，沒辦法滿足嗎？”——男性的竊笑——“在臥室裏讓她失望嗎？”賈斯丁搖搖頭。“因為我不管事。”他的嗓音轉為喃喃聲，“因為我讓她單獨行動。因為我在腦海中離開了她。因為我和她立下了一個有違道德的合約。這個合約，我當初不應該同意，她也一樣。”

“什麽樣的合約？”萊斯莉以牛奶般甜美的口氣問，和先前羅布故意粗暴的語氣形成對比。“她跟著良心走，我則盡自己工作上的本分。這樣的差別很不道德，當初不該劃分出這樣的差別。感覺就像叫她上教堂，卻吩咐她為我們兩人祈禱。就像在我們家中間用粉筆畫線分成兩派，跟對方說床上再見。”

羅布對這番供述的坦白程度不為所動，也對這種說法暗示的自我指責無動於衷，正想繼續質疑賈斯丁。他故作哀戚的面孔停留在剛才那種無法置信的竊笑，嘴巴張得圓圓的，像是一把大槍的槍口。然而萊斯莉今天比羅布的反應還快。她的女性本能全然清醒，聆聽著羅布躁進的男性耳朵聽不見的聲音。羅布轉頭面向她，尋求她允許某個動作，或是再度用阿諾德·布盧姆來逼問他，或是問其他更露骨的問題來拉近他與兇殺案的關系。不過萊斯莉搖頭，將手從包包裏抽出，輕拍著空氣，表示“慢慢來，慢慢來”。

“這麽說來，你們兩個到底是怎麽在一起的？”她問賈斯丁，口氣好像在長途旅行中問隨便遇上的人。

萊斯莉這一步棋下得漂亮：讓他知道有女性願意傾聽，也提供了陌生人的諒解；以這種手法喊停，將他從眼前的戰場引導至過去那片沒有威脅的草原。而賈斯丁也對她這番用心有所響應。他放松肩膀，眼睛半閉，以疏遠、極為私密的回憶語調娓娓道來。這樣的故事，他已經以這種方式對自己說了一百次，也受盡一百次的折騰。

“依你看，國家什麽時候才不算是一個國家，奎爾先生？”特莎以甜蜜的口氣詢問，時間是四年前一個慵懶的正午，地點是劍橋一處古老的閣樓教室，灰塵飛舞的光柱正從天窗射入。這是她有生以來對賈斯丁講的第一句話，結果原本無精打采的觀眾聽後哄堂大笑。現場共有五十名律師，他們和特莎一樣報名參加為期兩周的法律與行政社會暑期研討會。賈斯丁重復著她的問題。他身穿灰色的海沃德三件式法蘭絨西裝，雙手抓著講桌。他怎麽會站在這個講壇上？這就要講到他到目前為止的人生了，他一面解釋，思緒一面飄離他們兩人，飄進伍德羅餐廳的假都鐸式空間。“讓奎爾去好了！”有個助理在常任副部長的私人辦公室裏大喊著，時間是昨晚深夜，離開課只剩下不到十一個小時。“給我找奎爾來！”他想到的是職業單身漢的奎爾，可以隨時奉命的奎爾，是年華將逝的仕女的點心，是瀕臨絕種的動物，感謝上帝，他才剛從天殺的波斯尼亞調回，正準備調往非洲，但還沒出發。奎爾是備用男性，如果你想辦晚宴卻無計可施，他就值得去認識。他文質彬彬，可能是同性戀——然而他不是，因為幾位頗具姿色的妻子有理由知道，只是她們不願意透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