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歸責 41

英國，倫敦，聖詹姆斯區

那天早晨在耶路撒冷的談話中，有一個人始終未被提及，他就是所有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倫敦聖詹姆斯區梅森院子7-8號伊舍伍德美術館館長與所有人朱利安·伊舍伍德。伊舍伍德並不知道加百列近日來的調查進展和危險遭遇。從上次在阿姆斯特丹幫加百列搞到一份泛黃的拍賣記錄之後，他在整件事中的角色就淪為了一個只能焦急等待、無助又無奈的旁觀者。為了打發時間，他時刻跟進英國警方的調查進展。如他所願，警方沒有向報社透露油畫失竊的事，但是他們對於油畫的下落和殺害克裏斯托弗·利德爾的兇手身份仍然毫無頭緒。這不是哪個為了找快錢的業余小偷，警探為自己找借口說，這是專業盜賊。

伊舍伍德就像是一個死刑犯，他的世界萎縮了。他出席不入流的拍賣會，展出不入流的油畫。為了轉移注意力，他還和新來的年輕前台打情罵俏，但這些都無濟於事。大部分時間裏，他都在精心準備自己的職業葬禮。他排練好了將對富商巨賈的藝術顧問大衛·卡文迪什所做的演講，甚至還擬好了一份認罪書，準備事後寄給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潛逃、流亡的畫面在腦海中時不時地上演。可以到普羅旺斯山區找一棟小別墅，或者去哥斯達黎加海邊找一間木屋。美術館怎麽辦呢？在他心情跌落谷底時，他想，說不定要賣給奧利弗·丁布爾比。奧利弗一直都覬覦美術館。現在，拜那幅104厘米×86厘米的《年輕女人的畫像》所賜，奧利弗只需要幫朱利安收拾收拾殘局，就能拿下美術館了。

當然，這都是胡思亂想。伊舍伍德才不打算下半輩子背井離鄉在外流亡。他也不可能把心愛的美術館交給肮臟齷齪的奧利弗·丁布爾比。如果他真要面對公開行刑隊的話，那他也將不戴蒙眼布，高昂著頭顱等待那一刻到來。這一次，他要做一個勇敢的人。就像他的老父親一樣。就像加百列·艾隆一樣。

他正在腦海裏勾勒這些畫面時，突然看見一個人走進梅森院子，踏著潮濕的石磚走過來。那人立著衣領以抵擋深秋的寒風，眼睛四處張望，大概三十幾歲，身材健壯，像一輛全副武裝的戰車，身穿一襲黑衣。伊舍伍德一開始害怕他是別人派來的收債打手，但是幾秒鐘後，他突然想起自己見過這個人。他是南肯辛頓某個大使館安保部門的職員——很不幸，那個大使館被迫需要雇傭很多像他那樣的人。

不一會兒，伊舍伍德聽見前台半睡半醒地低聲報告，有一位雷德克裏夫先生來訪。距離下一個約會還有一些時間，雷德克裏夫先生——這絕對是假名，當然，如果真有這個名字的話——希望能參觀一下美術館的藏畫。一般情況下，伊舍伍德會拒絕這種突然到訪的客人。但是那天早晨，出於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他破例了。

他小心謹慎地接待那個人，把他領到比較隱秘的二樓展覽廳。不出伊舍伍德所料，雷德克裏夫先生僅在此稍作停留。他皺著眉頭瞟了一幅盧伊尼[1]—眼，嘴裏嘖嘖地看了一幅波登[2]，最後似乎對克勞德[3]筆下的明亮景色有些疑惑不解。“我喜歡這幅畫，”他一邊說，一邊把一個信封遞給伊舍伍德。“我再和你聯系。”然後他壓低嗓音，低聲補充道，“一定要一五一十地遵照上面的指示。”

伊舍伍德把年輕人送到門邊，然後躲到衛生間，拆開信封。裏面有一張小紙條。伊舍伍德拿起紙條讀了一遍，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又讀了第二遍。一陣解脫之感突然襲來，他倚在洗手池邊站穩腳跟。加百列雖然沒有找到畫，但他發現了一條重要線索。伊舍伍德之前查找那幅畫的來源時，沒有查到它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盜的情況。也就是說，那幅畫的合法主人並不是大衛·卡文迪什那位不知名的神秘客戶，而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位老婦人。對於朱利安·伊舍伍德而言，這一發現意味著他頭上的破產烏雲已經散了。一般情況下，與戰爭期間被劫掠的藝術品有關的官司能打上好幾年。但是伊舍伍德的經驗告訴他，世界上沒有哪個神聖的法院會要求他向以不正當手段獲取油畫的人支付賠償款。那幅倫勃朗還沒有找到，也許永遠也找不到了。但不管怎樣，伊舍伍德已經脫身了。

然而，伴隨著解脫感而來的是一陣深深的愧疚感。他為赫茨菲爾德一家人的悲慘遭遇感到遺憾。他對於這種遭遇深有感觸。他為克裏斯托弗·利德爾的命運感到愧疚。利德爾為了保護倫勃朗犧牲了自己。同樣，他也為加百列·艾隆目前的處境感到內疚。加百列為了找回油畫，似乎結下了一個有權有勢的敵人。他似乎再一次落入了阿裏·沙姆龍的魔咒。又或許，伊舍伍德想，是相反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