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對 抗

在事關正確與錯誤或正義與邪惡時，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柯林・弗萊明是立場鮮明、決不妥協的。他骨子裏的“決不動搖”原則，是一百年前從英國的波塔唐跨越大西洋帶過來的，此前兩百年，他的祖先從蘇格蘭西海岸把長老會理念帶到了北愛爾蘭。

在遇上邪惡時，忍耐意味著寬容，寬容意味著姑息，姑息意味著屈服。這是他絕對不會去做的。

他讀到私家偵探的報告和那個塞爾維亞人的證詞，獲悉裏基・科倫索的死亡詳情後，他下定決心，如果可能，一定要把對此事負責的那個人帶到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他的國家，來接受法庭的審判。

在所有讀到過那份報告，接到過國務卿鮑威爾和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聯名命令的情報機關人員中，只有他幾乎把這件事當成了自己的私事在辦，但他的部門沒有關於佐蘭・季利奇目前狀況的情報，因此他也沒什麽辦法。

作為最後的一個措施，他把這個塞爾維亞惡棍的一張正面照片轉發給聯邦調查局駐在世界各地的三十八位代表。

這張照片遠比任何新聞媒體資料室存的照片都要清晰，雖然不像南斯拉夫清潔女工提供給復仇者的那張一樣是近期的。五年前根據中情局情報站長的命令，有人在貝爾格萊德用一架長焦距照相機拍攝到了季利奇，當時，不喜歡拋頭露面的季利奇是米洛舍維奇政權的一個很有影響的人物。

這張照片拍攝到的畫面是季利奇剛剛從汽車裏出來，正好挺直腰杆，擡頭面向四分之一公裏之外他所看不見的鏡頭。在美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聯邦調查局從中情局同事那裏得到了一張洗印出來的相片，於是兩個情報機關都有了相同的照片。

從廣義上說，中央情報局在美國之外開展行動，而聯邦調查局則在國內活動。除此之外，在反間諜、反恐怖和反刑事犯罪方面，調查局必須積極廣泛地與外國，尤其是盟國合作，因此它在國外也派駐法律隨員。

看上去，法律隨員似乎是某種外交任命，是對國務院負責的。其實不然。這種法律隨員其實是美國使館內的聯邦調查局代表。現在，他們都收到了由副局長弗萊明發送過來的這張季利奇的照片，希望能獲得一次幸運的突破。這個出乎意料的突破是由本・紮伊德警官帶來的。

穆沙・本・紮伊德，要是別人問起來，也會回答說自己是一個好男人。他為自己的酋長，即迪拜的馬克土穆酋長服務，忠心耿耿，拒收賄賂，崇敬真主，按章納稅。如果他在暗地裏把有用的情報傳遞給美國使館裏的朋友，那麽這只是他的祖國與盟國之間的合作，不能與任何其他事情相混淆。

七月份的這一天，在室外的氣溫達到攝氏三十八度的時候，他正在美國使館開著空調的涼爽的大堂裏，等待著他的朋友過來帶他出去吃午飯。他的目光遊離到了那塊告示板上。

他站起來，走了過去。那個告示欄通常寫著一些事件和活動通知、客人的抵離日程安排，以及參加各種俱樂部的邀請。其中有一張照片，還附有一個問句：“你見過這個人嗎？”

“嗯，你見過嗎？”在他身後一個歡快的聲音問道，一只手也同時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是比爾・布倫頓，他的聯絡人，今天中飯的主人，美國使館的法律隨員。他們友好地互相打了招呼。

“見過，”警官說，“兩個星期之前。”

布倫頓的笑容消失了。朱梅伊拉海鮮館可以等一會兒再去。

“到我的辦公室去。”他提議。

“你還記得是什麽地方，什麽時候嗎？”回到辦公室裏後，調查局的這位代表問道。

“當然記得。大概是十四天之前。我在哈伊馬角走訪親戚。當時我正在法賽爾路上。你知道這條路嗎？就是城外的那條海濱大道，在老城區和海灣之間。”

布倫頓點點頭。

“嗯，當時一輛卡車正倒車駛入一個狹窄的建築工地。我不得不停車。我的左邊是一個露天咖啡館。有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邊。其中就有這個人。”紮伊德朝放在法律隨員辦公桌上的那張照片做了一下手勢。

“不會搞錯吧？”

“不會。就是這個人。”

“他與其他兩個人在一起？”

“是的。”

“你認識那兩個人嗎？”

“一個只知道名字。另一個只見過面。知道名字的那個人叫鮑特。”

比爾・布倫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弗拉基米爾・鮑特實際上並不需要向東方或西方的任何情報官作介紹。這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人，前克格勃少校，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上主要的黑市武器交易商，一個頭號死亡商人。

他不是俄羅斯人，而是出生於杜尚別的塔吉克斯坦人，但他精通下層社會的手段。俄羅斯人簡直可以算是這個星球上最強烈的種族主義者，在前蘇聯時期，曾把所有非俄羅斯共和國的外來居民統統稱為“黑人”。只有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才能逃避這種稱呼，上升為與俄羅斯人平起平坐的等級。對於一個有一半塔吉克斯坦血統的人來說，能畢業於享有盛名的克格勃培訓基地——莫斯科軍事外語學院，並爬上少校軍銜這種地位，確實是不同尋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