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2/4頁）

這種案子的聽證不是在真正的法庭上進行，而是在一個大辦公室裏。聽證之前五分鐘，他們被引了進來。

如同律師所猜測的那樣，地區行政長官的那位代表，仍堅持在首次聽證會上做出過的拒絕避難申請的論證。沒有什麽可以增加或刪減的。羅斯先生坐在辦公桌後面，閱讀著記載在卷宗裏的、在此之前已經進行過的那番爭論，然後朝著霍尼曼・弗萊舍律師事務所派來的這位新手揚了揚眉毛。

加爾文・德克斯特聽到在他的身後，孟鴻先生正在對他的妻子說話：“我們必須指望這年輕人能成功，要不然我們會被送回去受死。”但他是用他的本國語言說的。

德克斯特先去反駁地區行政長官的第一條論據：自從紅色高棉的殺戮開始之後，在金邊已經沒有美國的外交或領事機構了。最近的也要到泰國的曼谷，這是孟鴻夫婦永遠不可能到達的地方。他注意到羅斯先生的嘴角上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而來自移民局的那個人已經臉色漲紅了。

律師的主要任務是表明，面對紅色高棉致命的狂熱，任何像他的當事人那樣明顯的反共人士，都注定會被抓起來受刑、處死。即便不是反共人士，這位具有大學文憑的校長無疑也會因為受過教育而遭處決。

頭天晚上德克斯特獲悉，諾爾曼・羅斯先生並不是一直姓羅斯。他的父親塞繆爾・羅森在世紀之交抵達美國，來自現在的波蘭某地區，為的是逃離俄國沙皇的迫害，這種迫害那時是由哥薩克騎兵實施的。

“先生，把這些兩手空空地來到這裏、只是為了尋求生存機會的人拒之門外是很容易的。說聲不行就走開是很容易的。告訴這兩個人，說這裏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他們應該回去遭逮捕、受刑、處決，是不用花費成本的。

“可我問您，假定我們的先輩是這樣回絕的，我們先輩的先輩是這樣回絕的，那麽，那些被拒之門外的人回到已成為屠宰場的祖國時，有多少人會說：‘我去了自由之地，但他們關上大門把我送回來受死。’有多少人，羅斯先生？一百萬？接近一千萬。我請求您，不是從法律的角度，不是從一位聰明的律師獲得一次成功的意義上，而是從莎士比亞稱之為仁慈的本質這個角度，我請求您宣布，在我們這個泱泱大國，我們可以為已經失去了除生命之外的一切、僅僅尋求一次求生機會的一對夫妻，提供容身之地。”

諾爾曼・羅斯若有所思地盯著他看了好幾分鐘時間。然後他把鉛筆當作木槌在辦公桌上敲了一下，並宣布：“暫緩驅逐。下一個案例。”

來自“關注難民”的那位女士，激動地用法語把結果告訴了孟鴻夫婦。其後的手續會由她和她的組織去辦理。會有一些行政程序，但不需要辯護了。孟鴻夫婦現在可在政府的保護下留在美國，最後還能獲準工作、避難，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可以入籍。

德克斯特朝她微笑著說她可以走了，然後他轉向孟鴻先生說：“我們去那邊的自助餐廳，你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麽人，你在這裏幹什麽。”

他說的是孟鴻先生的本國語言——越南語。

在那家地下餐廳角落裏的一張餐桌邊，德克斯特檢查了柬埔寨人的護照和身份證。

“這些證件已經由西方幾位最優秀的專家檢驗過了，是真實的。你是怎麽弄到它們的？”

這位難民看著他嬌小的妻子。

“是她制作的。她是義族人。”

越南有一個叫義的宗族，幾個世紀以來，順化地區的學者大都是出自這個宗族。他們有一項歷代相傳的書法專長，曾為皇帝撰寫宮廷文書。

到了現代，尤其是一九四五年開始抗法戰爭後，他們絕對耐心、細致和令人驚異的制圖術，讓世界上最高明的偽造證件者相形見絀。

這位戴著瓶底眼鏡的小個子婦女因長期的戰爭而損失了視力，她曾俯伏在一個地下工作室裏制作通行證和身份證。這些證件是如此完美，越共特工可以拿著它們隨意地進出南越的每一座城市，從來沒被抓住過。

加爾文・德克斯特把護照和身份證遞了回去。

“那麽，你到底是什麽人，你為什麽來這裏？”

妻子開始輕聲哭泣，她的丈夫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名字叫阮文鎮，”他說，“我來這裏，是因為我是逃出來的。至少這部分是真實的。我在越南的一個集中營裏被關了三年。”

“那為什麽要假裝是柬埔寨人？美國已經接受了在那場戰爭中曾與我們一起戰鬥的許多南越人。”

“因為我曾經是越共的一名少校。”

德克斯特緩慢地點點頭。

“這也許會是一個問題，”他承認道，“告訴我，把一切都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