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密謀 3

一九六三年，從六月十五日直至整個七月，法國的銀行、珠寶店和郵局均遭到了突如其來的猛烈洗劫。這個“盛況”空前絕後。

法國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每天都有人手持手槍、霰彈槍和沖鋒槍搶劫銀行。在那段時期，珠寶店裏的櫥窗被打破，貴重珠寶被搶走，已成為很平常的事。當地警方往往還沒有來得及處理好渾身顫抖，流血不止的珠寶商和他們的店員，就被轄區的另一起類似的案件召走了。

有兩個城市的銀行職員在試圖抵抗時被槍殺。七月末，事態嚴重到共和國衛隊——法國人盡皆知的防暴部隊——都介入了，而且首次配備了沖鋒槍。到銀行的人都已經習慣在大廳經過一或兩個身穿藍色防暴制服的士兵，他們每個人都挎著沖鋒槍。

銀行家和珠寶商就這次犯罪風潮強烈譴責政府。迫於壓力，警方頻繁在夜間出動檢查銀行，但收效甚微。劫匪不是那種在夜幕下能夠熟練打開銀行金庫的職業盜賊，而是戴著面具的持槍歹徒，稍不如意就準備開火。

最危險的時間是在白天，全國的銀行和珠寶店正在做生意的時候，就會有兩三個戴著面具的持槍匪徒跳出來，不容置疑地喊道：“舉起手來！”

七月底，有三個劫匪在不同案件中受傷被捕。他們不是打著“秘密軍組織”的幌子進行一般犯罪的無名小卒，就是前殖民地軍團的逃兵，不過很快就承認自己是“秘密軍組織”的成員。但無論警方如何審訊，三人中沒有一個人能說出為什麽這股搶劫浪潮會突然席卷全國，他們只供認受他們“老大”的指派，搶劫銀行或者珠寶店。警察最終認為，這幾個犯人根本不知道搶劫的目的，他們不了解整個事件，只是聽命行事的小角色。

法國當局很快就知道“秘密軍組織”是這次襲擊的幕後主使，由於某種原因，他們很需要錢。但直到八月上半月，當局才以非同尋常的方式發現了原因。

六月下旬，銀行和其他可以迅速獲得珠寶和現金的地方遭受襲擊的事態日趨嚴重。備受尊敬的法國司法警察署刑警總隊隊長莫裏斯・布維埃接管此事。他位於塞納河畔珠寶街三十六號法國司法警察署總部的辦公室異常狹小而忙碌。房間裏掛了一張圖，來顯示被搶劫的現金和珠寶變現後的數目。到七月下半月，總額已超過兩百萬新法郎，或是四十萬美元。扣除所有搶劫的適當開支，加上給進行搶劫的歹徒和逃兵的報酬，按莫裏斯・布維埃隊長的估計，還有相當大一筆錢剩下來沒有去處。

六月的最後一周，一份駐羅馬辦事處的報告放到了法國安全局吉布將軍的辦公桌上。大意是：“秘密軍組織”最高層的三個人，馬克・羅丹、勒內・蒙克雷和安德烈・卡松，一起住到了毗鄰孔多蒂街[13]的一家酒店頂層。報告補充說，顯然，盡管在這樣高档地段的酒店居住費用十分高昂，但他們三人包下了整個頂層，還把另一層也包了下來，讓他們的保鏢住。他們從不外出，由非常彪悍的前外籍軍團士兵日夜守護，每班執勤人員不少於八名。起先，情報人員以為他們是在開會，但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安全局慢慢認為，他們只是在以一種非常小心謹慎的方式來確保自己不成為安托萬・阿爾古那樣的倒黴蛋。吉布將軍看到這些恐怖組織的首腦如此膽怯地躲在羅馬的一家酒店裏，不由得咧開嘴笑了一下。他把這份報告按常規方式歸了档。

當年二月，法國人在伊登・伍爾夫酒店綁架阿爾古的事件，被波恩的德國外交部認為是對該國主權的侵犯。他們與珠寶街的法國外交部之間的激烈爭吵仍在繼續。盡管如此，吉布還是為手下幹將的這次成功行動感到高興。看到“秘密軍組織”的首腦被嚇成這樣，他感到很滿足。但將軍查閱羅丹的文件時，一絲疑慮不由得讓他屏住了呼吸，他不禁問自己：“為什麽像羅丹這樣一個人會這麽容易被嚇成這樣？”憑借自己豐富的職業經驗，以及對政治和外交現實的清醒認識，他知道他不可能再得到允許來一次之前那樣的偷襲了。很久以後，他才明白了“秘密軍組織”三個領導人采取這樣的防範措施來保護自己的真正意義。

從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到七月上半月，豺狼一直在倫敦小心翼翼地按計劃行事。從回來那天起，他就開始搜集、閱讀幾乎所有有關戴高樂的文章以及戴高樂自己的文章。他去了一趟當地的圖書館，在《大英百科全書》裏查了一下法國總統的目錄，在目錄的末尾找到了一份非常全面的，有關他的研究對象的參考書目。

然後，他用假名字和一個位於帕丁敦區普雷頓街的郵政地址寫信給各個知名書店，郵購所需要的參考書。他每天在自己的公寓裏迅速瀏覽這些書直到淩晨，在腦子裏為這位愛麗舍宮的主人勾勒出一副十分具體的畫像，從孩提時代起，直到他所閱讀的材料時間為止。他收集的很多信息並沒有政治價值，都是零零星星地敘述了一些戴高樂的癖好或是性格特點，他都一一記在一個小本子上。戴高樂的回憶錄《劍刃》[14]對研究他的性格最具指導意義。他從這本書裏看到戴高樂極為清晰地闡述了自己對生活、祖國和個人命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