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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頭腦。”

“家裏一個醉鬼就夠了，”他看著我說，“我英語講得不錯吧？”

“當然，不錯。”

“可我想事情就用西班牙語。有時候我會用刀子想事情。主人是我的人。他不需要什麽幫助，夥計。我照看他，明白了？”

“你幹得不賴，混混兒。”

“長笛的兒子。”他從牙縫中擠出一句西班牙語，端起堆滿東西的托盤，舉到肩頭，伸出一只手托著，一副跑堂的架勢。

我走出門去，心裏還在琢磨，“長笛的兒子”在西班牙語裏怎麽竟會變成罵人的話。但我沒在這上面花太長時間，因為還有其他太多事情要琢磨，韋德家的問題不僅僅是酗酒，酗酒只不過是一種經過掩飾的反應。

那天晚些時候，九點半到十點之間，我撥了韋德家的電話。鈴聲響了八遍後，我掛斷了。可手剛放開聽筒，電話鈴聲就響了。是艾琳·韋德。

“有人剛剛打電話過來，”她說，“我預感可能是你。我正要去洗澡。”

“是我，不過沒什麽要緊的事情，韋德夫人。我離開時，他頭腦有些糊裏糊塗的，我是說羅傑。我想我可能該對他負點責任。”

“他還行，”她說，“在床上睡得正沉。我覺得他心裏對洛林醫生的惱火比臉上流露出來的厲害得多。毫無疑問，他還跟你說了一堆毫無道理的話。”

“他說他很疲倦，想睡覺。我覺得這話相當合乎情理。”

“要是他只說了這句，那是。行了，晚安，謝謝你打來電話，馬洛先生。”

“我沒有說他只說了這句。我是說他說過這句。”

沉默了片刻，她說道：“誰不會偶然冒出些古怪念頭呢？別太把羅傑的話當真，馬洛先生。畢竟他的想象力高度發達。自然是這樣。上次發作沒過幾天，他不應該又喝。我估計他還在其他事情上冒犯了你，請你別記著。”

“他沒冒犯我。他言之有理，你丈夫是個能夠對自我進行苛刻反省的人，這稟賦並不多見。大多數人過了一輩子，花費了一半的精力企圖維護他們根本不曾擁有的尊嚴。晚安，韋德夫人。”

她掛斷了電話。我拿出棋盤，裝滿煙鬥，擺上棋子，檢查完棋鈕是否松動，然後開始了戈爾恰科夫與曼寧金對壘的冠軍錦標賽，走了七十二步，以和局告終。無堅不摧的力量撞上無可動搖的堡壘的經典，一場無甲胄的戰役，一場不流血的戰爭，一場你能夠在廣告代理機構以外的任何地方發現的對人類智慧的精心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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