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準經典小說的《漫長的告別》（第2/12頁）

我們讀了幾個以菲利普·馬洛為主角的故事，了解了菲利普·馬洛對各種事物的意見，理解了他的行為的基本模式，對馬洛的生活姿態——不管多麽細微，只要是錢德勒的粉絲——恐怕會產生共鳴，進而被其同化。然而，我們由此就略微理解菲利普·馬洛這個人的本質了嗎？恐怕不是這樣。我們在此能夠理解的終究只是菲利普·馬洛這個“視角”截取世界的方式，只是這台機器的準確運作規程。雖然那些是極其具體、可觸摸的，卻不可能把我們送去別處。他究竟是怎樣的人，我們幾乎無從得知。實際上，馬洛可能是在距離我們數光年之遙的某處。在一個無論怎麽走也不可能抵達的靈魂邊界般的地方。不，或者相反，馬洛也許深藏在我們自身之中。也許他已經化成肉眼看不到的分子，進入了我們的身體。

仔細觀察的話，我們會發現，許多相互矛盾的因素、相互排斥的性質在馬洛這個人物身上共存著。遠和近，具體和抽象，準確和模糊，實用性和符號性。如此深的矛盾性，在活生生的真實的人類身上是很難見到的。而且，進一步考慮這種矛盾性，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菲利普·馬洛這個存在，與其說是活生生的人類，不如說是一種純粹的假設，或是純粹假設的載體（至少我是這樣看的）。采取這種觀點，關於錢德勒的小說，許多事情就更容易理解了。

暫且匆匆下個結論，或許可以非常簡單地說，通過菲利普·馬洛這個存在的確立和代替自我意識這個桎梏的有效的“假說系統”的建立，錢德勒獨自從推理這個非主流領域中發現了走出近代文學易陷入的死胡同的規則，並成功地將這種普遍的可能性展示給全世界。而且，他把這種可能性放在托盤上端到了我們面前。給。

錢德勒的獨創性

這種文學手法自然不是錢德勒一個人發現的，這樣的文學類型也不可能是他獨自創立的。在他之前先行的有歐內斯特·海明威和達希爾·哈米特(3)。有一種徹底消減心理描寫的文學類型，即所謂的“非情”體系文學。通過這種文學類型，海明威對美國文學風格的可能性做了革命性的推進。他認為行為正是心理的表象。

舉例來說，《永別了，武器》的最後有這樣一段描寫：愛戀的女子徘徊在生死邊緣，處於不安和焦慮中的主人公在醫院附近的咖啡館裏吃了不少東西。海明威幾乎沒有一個字提到主人公的不安和焦慮。只是細密而又簡潔地描寫他吃了什麽又喝了什麽。只是簡短提及咖啡館的外觀、那裏的人們、服務生和主人公之間實際的對話。讀了這些，讀者就能實實在在地理解主人公精神上究竟被逼迫到了何種地步。自然，海明威很清楚自己做了什麽，想要表達什麽。因為人的行為處於自我的強烈影響下，在許多領域受到自我的支配，作家通過具體細致地描寫人的行為，就能夠客觀地勾勒出自我的輪廓。這就是海明威的寫作方式。這在很多情況下比直接描寫自我更有效。當然要寫得好才行。

哈米特把海明威的命題向前推進了一步。如果省略心理描寫可行的話，那麽刪去自我存在這一前提（盡管是暫時的）是否也是可行的？哈米特雖是位優秀的作家，可文字的取舍宛如一把鋒利的刀，存在一定的危險性。這是哈米特作品最根本的魅力，同時也是他的一個缺陷。哈米特的文章有時會把我們帶往超現實主義的又硬又冷的地方，有時則會把我們帶去前衛的地方。但是，有時又把我們扔在枯燥乏味、令人難以忍受的境地。就像托馬斯·品欽(4)一樣。

雷蒙德·錢德勒的作品的類型和海明威的不一樣，和哈米特的也不一樣。錢德勒以海明威的“作為前提應該存在的事物”和哈米特的“沒有也無所謂的事物”為自我的存在場所，提出了“假設”這個新概念。這的確是身為小說家的錢德勒的原創。錢德勒將自我設定為一個黑匣子。不能打開蓋子的、堅固的、徹底符號化的匣子。自我的確存在。在那裏發揮著完美的功能。但是，存在歸存在，核心“不清楚”。而且那匣子尤其不要求能打開蓋子。不要求能夠確認其中的內容。它在那裏——只要這一點成為共識就可以了。因此，行為不必被自我的性質和使用方法所束縛。或者也可以換種說法：不必一一證明行為被自我的性質和使用方法所束縛。這是錢德勒創立的故事風格的一個命題。

錢德勒為什麽會采用這種手法呢？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將他想講述的虛構故事打造成更自然、更絢麗、更有說服力的故事。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裏，甚至不論在任何世界裏，菲利普·馬洛這個人物都不可能實際存在。錢德勒自己非常明白這一點。他是他創造的。小說中的私家偵探“不是實際存在的，也不可能實際存在。他是一個行動的人格化，一個可能性的誇張”。那自然是一種有意識的假設。如果在小說中不得不設定馬洛是擁有更真實自我的更真實的人物（就像海明威筆下的尼克(5)），那麽錢德勒的小說肯定不會獲得今日這般自在的存在感。馬洛秉持的美學和哲學，或者那種行為規範和雄辯，或許只會化作稀薄的大背景。小說本身也會成為不自然的、令人不舒服的滑稽之作（模仿錢德勒作品的作家寫出來的東西往往就是那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