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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選修了心理學，還加入了劍橋古文物學會。不久，我搭上了一列去切爾滕納姆進行考古發掘的火車。我喜歡上了學會裏一個叫艾瑪的女孩，所以想找個理由和她坐在一塊兒。但另一個人也打著同樣的算盤，而且比我棋先一著。所以我只好坐在他們倆身後那排座位上。我身邊坐著一位長者，顯然是劍橋的指導老師。我生完女孩的悶氣，開始同那位老師聊了起來。他對我的加拉帕戈斯之行很感興趣，他關心的不是那裏的鳥或毛毛蟲，而是厄瓜多爾的麥斯蒂索混血兒4。他問了我好些問題，我都不知如何作答，但我覺得它們非常有趣，我後悔在那兒的時候自己沒早提出那些問題來。那位老師就是A.C.哈登5。這是我第一次和人聊人類學，連學科的名字都是他告訴我的。就在這趟火車上，他邀我二年級的時候去修人類學。回去後不到一個月，我就從生物學轉了過去。從門類齊全、結構有序的物理科學轉向一門剛剛誕生二十年、尚未成熟的社會科學，的確有點嚇人，有點自由落體的味道。當時，人類學正在經歷一個轉變：從研究死去的人轉向研究活著的人。而且，它逐漸拋棄一種極其頑固的觀點，那就是，西方文明是一切社會形態發展到頂峰後自然而且必然的結果。

畢業後的那年夏天，我開始了我的第一次實地考察。原本可以更早。但那年冬天，我父親去世了（我一直陪在他床邊，親眼看著他離去，這也讓這整個過程變得稍微容易接受一些）。母親對我的依賴比以往強烈了許多，她對別人的需要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可同時她又變得非常冷血。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試圖填補父親離去後的空虛，又或許是父親的死使得在他們漫長的婚姻中一直蟄伏著的她的另一部分個性完全釋放了出來。無論出於哪種原因，我母親很想讓我陪伴在她左右，可同時她又覺得，我正在變成她非常討厭的那一類人。她認為人類學是一門沒有說服力的科學，是偽科學，是既沒有實質也沒有目標的空談和幻覺。她堅信，所謂的實地考察，即使是短期的，對我本來就搖擺不定的信仰也極其有害。

最開始，我本該在塞皮克河流域找一個部落，因為該地區屬於新幾內亞托管地，尚未遭到傳教士和工商業的入侵。可等到了莫爾斯比港我才得知，這個地區不安全，曾發生過數起割人頭的襲擊事件。所以我最後去了新不列顛島。在那裏，我對拜寧部落進行了考察。可這個部落實在令人頭疼，即便學會了他們的語言，那些人還是守口如瓶，不肯告訴我任何事。有時候，他們會讓我出去訪問一些人，去那些地方需要步行半天。等我回來才發現，就在我外出的那段時間，他們剛好舉行了某種儀式。從他們那裏我一無所得。過了整整一年，我甚至連他們的族譜都沒搞清楚，因為他們對名字忌諱甚多，所以某些親屬的名號他們從來不會大聲說出來。無須諱言的是，那時的我對該做什麽、該怎麽做也是一頭霧水。剛到那兒的頭一個月，我拿著卡鉗逢人便給人測頭圍，有人問我為什麽要這麽做，而我除了說這是要求，別的什麽也答不上來。於是我便把卡鉗給扔了，可最終我還是不清楚到底該記錄些什麽。在回家途中，我在悉尼停留了幾個月。哈登在那裏的一所大學教書，他把我留下當他人種學課的助手。我用業余時間寫了一篇關於拜寧部落的專題論文。哈登讀後，說我是第一個承認自己局限性的人類學家。因為我在論文中坦承，當土著們用自己的語言交談時，我聽不懂，我也不曾完整地目睹過他們舉行的儀式，我還經常受騙上當，被他們取笑。我想，是我的坦率打動了他。對我來說，把自己偽裝成相反的樣子無異於詐騙，就像可憐的卡默勒幹過的那樣，為了證明拉馬克遺傳理論中關於後天獲得的性狀可以遺傳給下一代的論述，他不惜把印度墨水注射進接生婆蟾蜍的腳掌來造假。那個學期結束時，我和我的學生們一起，到塞皮克河流域對一兩個部落進行了簡短的參觀。我真不知道沒能盡早到那兒去是不是失策。基奧納部落令我大吃一驚。盡管我的問題是通過翻譯提出的，但他們很痛快地給出了回答。我們在那兒待了四個晚上。一星期後，我回到了英國。

我一走就是三年。我本來想，接下來該歇一段時間了吧。但陰郁的冬天、母親無休止的專橫，以及劍橋的各個角落裏如同黴菌一樣滋生的陳腐的自鳴得意，很快便合著夥把我趕回基奧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