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 1944年6月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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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爾只在法蘭克福酒店睡了幾個小時，清晨兩點就起床了。現在他是獨自一人，斯蒂芬妮正跟英國特工“直升機”待在杜波依斯大街的房子裏。這天上午，“直升機”就要去找波林格爾組織的領導人，迪特爾必須跟著他。他知道“直升機”要從米歇爾・克拉萊特的房子開始找起，因此決定天亮前就把一組監視人員派到那兒去。

他很早就動身，驅車前往聖-塞西勒，穿過一座座灑滿月光下的葡萄園，最後把他的大轎車停在城堡前面。他先去了地下室的照相室，暗房裏沒有人，但為他洗印的照片掛在那兒，像掛在晾衣繩上的衣服。迪特爾把照片從繩子上拿下來，仔細打量著，回想起她冒著槍林彈雨救下她丈夫的情形。他試圖在這漂亮的泳裝姑娘那無憂無慮的表情中找到那種鋼鐵般的意志，但這上面一點兒痕跡都沒有。毫無疑問，那意志是在戰爭中鍛煉出來的。

他把底片裝進口袋，拿起那張原照，這張照片必須偷偷還給“直升機”。他找到一個信封和一張白紙，想了想，然後寫道：

我親愛的：

趁直升機洗漱時，請把這個放到他裏面夾克的口袋裏，就好像是從他錢包裏掉出來一樣。謝謝你。

D．

他把這張字條和照片放進信封，封好後在正面寫上“蕾瑪斯女士”。他要找時間把它送出去。

他經過那幾間牢房，通過窺視孔看了看瑪麗，那個昨天突然出現在杜波依斯大街的房子裏，給蕾瑪斯小姐的“客人”送食品的姑娘。她躺在沾滿血跡的床單上，驚恐地大睜著兩眼，死死盯著墻壁，發出一陣陣低沉呻吟，就像一台出了故障但還沒被關掉的機器。

迪特爾在昨天晚上審訊了瑪麗。她沒有供出什麽有用的情報。她反復說自己不認識任何抵抗組織的人，只認識蕾瑪斯小姐。迪特爾傾向於相信她的話，為防萬一還是讓貝克爾中士給她上了刑。但是，她並沒有改變她的口供，這也讓迪特爾確信，她的失蹤不會引起抵抗組織的警覺，繼而懷疑杜波依斯大街那裏的蕾瑪斯小姐已被冒名頂替。

眼前被酷刑摧殘的形體讓他感到片刻的沮喪。他還記得這個姑娘昨天推著自行車出現在過道上的樣子，實在是一幅充滿健康活力的畫面。她是個快活的姑娘，盡管有點兒愚蠢。一個簡單的錯誤就讓她的一生走向恐怖的終結。當然，她命該如此，因為她幫助了恐怖分子。不過說到底，這件事想來還是十分可怕的。

他把這些想法從頭腦裏趕走，沿著樓梯上樓。在底層，夜班接線員在各自的交換台前忙碌著。往上一層原來是一個個豪華得難以想象的大臥房，現在改做了蓋世太保的辦公室。

自從韋伯在大教堂遭受慘敗以後，迪特爾還沒有見過他，估計這家夥肯定躲在什麽地方舔傷口。不過，他已經跟韋伯的副手談過，要求派四名穿便衣的蓋世太保，早晨三點到這兒，準備當天承擔監視任務，迪特爾也命令黑塞中尉到場。現在，他撥開應付燈火管制的窗簾，向外觀望。月光照亮了停車場，他看見漢斯正步行穿過院子，但沒有看到任何其他人。

他來到韋伯的辦公室，吃驚地發現他竟然在那兒，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後面，裝模作樣地就著一盞綠色燈罩的台燈看文件。“我要的人在哪兒？”迪特爾說。

韋伯站了起來。“你昨天用槍對著我，”他說，“你竟敢威脅一個軍官，這他媽的是什麽意思？”

迪特爾沒料到他竟然會這樣。本來是他韋伯自己出醜，到頭來竟如此氣勢洶洶，難道他真不明白他犯了一個十分可怕的錯誤嗎？“這都是你自己的錯，你這個白癡，”迪特爾惱怒地說，“我不想讓那個人被捕。”

“你這麽做，會受到軍事法庭審判的。”

迪特爾真想就勢奚落他幾句，但他及時打住了。不錯，他認識到，他不過是做了必要舉動以挽救局面；但在官僚體制下的第三帝國，一名軍官因為其動機被法庭提審，這也並非不可能。他的心往下一沉，但他必須裝出一份自信。“那就往上控告我吧，我完全可以在法庭上證明自己的清白。”

“你實際上開了槍！”

迪特爾忍不住說：“我估計這種場面在你整個軍事生涯中，也沒見過幾次吧。”

韋伯的臉騰地紅了，他從來沒參加過戰鬥。“槍應該用來對付敵人，而不是自己的軍官同事。”

“我向空中開的槍。如果讓你嚇著了，我很抱歉。不過你當時在破壞一個一流的反間諜活動，你不覺得軍事法庭要考慮這一點嗎？你在執行誰的命令？恰恰是你表現得毫無紀律。”

“我逮捕了一名英國恐怖組織的間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