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世 第2節

1976年，大概是端午節前後吧，一天晚上，天已經墨墨黑了，我關了門，正準備抽鍋煙就睡覺，聽到門外響起吃力的腳步聲，接著是敲門的聲音。我想一定是來買東西的，就把煙鍋一丟，去開門。門是那種老掉牙的門，門栓很難下的，我一邊撥弄著，一邊對外面喊道：

“要什麽啊？”

外面沒人答話。

我糊塗自己剛才是不是聽錯了，就又問：“有人嗎？”門又輕輕地響了兩聲。

我再問：“是誰啊？”

外面說：“大伯，開開門。”

是個女人的聲音，幽幽地。

我把門剛撥弄開，女人就急煞地擠進來，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門看，左看，右看，外面什麽動靜沒有。再回頭看她，已坐在櫃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頭都靠著墻，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樣子。

村子裏的人沒有我不認得的，但這人我怎麽也認不得，四十來歲的年紀，穿著格子樣的衣裳，胸前戴著一枚有銅板大的毛主席像章，頭發剪得短短的。應該說，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臉上灰的，眼睛裏一點神光也沒有，像在生病。聽口音，她不是村裏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進櫃台，又問她：“你想買什麽，蠟燭還是洋火？”

一般這時候要買的總是這些東西。

她眼巴巴地望著我，猶豫了一會，說：“我想要點吃的。”

“吃的？”我看看貨架子，“我這裏有花生米，蕃芋幹，還有點桃酥，你要什麽？”

“什麽都可以，”她說，“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抓了兩把蕃芋幹丟在秤盤上，準備稱個斤兩，她卻喊我不要稱，說她沒錢。

我看著她：“你沒錢怎麽來買東西？”

她看著我：“我不要東西，只要點吃的就行了。”

難道吃的就不是東西啦？我覺得這人有點不對頭，問她是誰，她說是過路的。剛才我一直以為她是村子裏誰家的親戚，既然不是這樣的，只是個過路人，我想誰認識誰呢，憑什麽我給你吃的？我丟下秤，對她說：

“我這裏沒吃的。”

她指著秤盤裏的蕃芋幹說：“這個也可以的。”

我說：“我這是要賣錢的。”

她說：“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經一天沒吃東西了。”

我心裏想，她這不是在跟我“叫花”嗎？可我不打算行這個好。不是說我稀罕這點蕃芋幹，也不是說我這人有多自私，沒有同情心。如果說人都是沒有同情心的，像我這樣的人恐怕早已經餓死病死了。我是說，我本來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著的，起碼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對她，這個像鬼一樣在黑夜裏冒出來的人，我缺乏應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確實奇怪，我開這爿小店已經二十幾年，還從沒遇到過一個外鄉人半夜三更來敲我門的，還是個女的。她這樣地出現，又這樣可憐兮兮的，我總覺得不正常，像個陰謀。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齋裏的故事。再看她樣子，穿得體體面面的，還挎著時髦的軍用挎包，哪像個叫花的人？我這樣想著，心腸變得很硬，幾乎抹掉了臉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氣，對她說：

“大妹子，你找錯人了。”

說著，我從櫃台裏走出來，故意把蹺腳走給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個要靠人可憐活著的人，哪能可憐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裏誰都比我強，你去找他們吧。”

她說：“我找過了，是他們叫我來找你的。”

我問：“誰？他們是誰？”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說：“他們都幫不了你，我就更幫不了你啦，你走吧，我這裏的東西都要賣錢的。”

她不走。

屋裏靜悄悄的，外面也靜悄悄的。

往常，這個時候，我經常可以聽到孩子鬧睡覺的哭聲，有時還有零星的狗叫聲，或者來來去去的腳步聲，或者罵爹日娘的吵架聲，或者樹上的高音喇叭聲，等等。但這天晚上，什麽聲音都沒有，好像村子裏誰都知曉有個神秘的外鄉人在我這裏，都在屏聲靜氣地偷聽我們之間的談話。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談什麽，只想她盡快走。我走到門口，有意做出要關門的樣子，催她走：

“時候不早了，我要睡覺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沒地方去。”她頭也不擡地說。

我生氣地說：“可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她這才擡起頭，又喊我一聲大伯，說：“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個落難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頭了，會報答你的。”

我問她落了什麽難，她說：“這說來話長，你先給我點東西吃吃再說行嗎？”

說著，目光像著魔似的，從我的目光裏，不由自主地轉移到秤盤裏的蕃芋幹上。

看來，她真是饑慌了，饑到骨子裏去了。我也是饑餓過的人，我知曉，人真正餓急時，眼睛是不聽話的，只會跟著食物和食物的香氣轉，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饑似的。其實，看了以後，只會覺得更加饑餓。對自己饑餓的記憶，喚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過去，抓起秤杆，把秤盤裏的蕃芋幹，都倒在了她身邊的板凳上。但是，我說的話並不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