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烏盆記》堪稱中國歷史上最恐怖的罪案之一，如果按照事件發生的時間推算，現在已經過去了近990年。然而至今說起，依然令聞者毛骨悚然。

歷史上對這一恐怖事件進行最初記載的，是元代一位不具名的戲劇家撰寫的劇本《叮叮當當盆兒鬼》，單從名字上看，就讓人感到一種邪惡入骨的童趣。經過後來歷代戲劇家的改造和加工，這出戲的名字變成了《烏盆記》，也叫《奇冤報》或《定遠縣》。故事的情節雖無大改動，但是個別人物的名字和以往大不相同。

故事恐怖到何等地步？

清朝光緒年間，慈禧太後曾請英國使團聽譚鑫培演唱京劇《烏盆記》。席間，慈禧問英國公使是否聽得懂，公使回答說：“戲詞沒聽明白，但從演員悲惋的唱腔中，感覺到一個幽靈在哭泣。”

民國時期，戲園子裏上演《烏盆記》，曾經不止一次地嚇死過人，有些戲園子門前貼出的海報幹脆就警告“膽小者莫入”。邵飄萍主編的《京報》上曾經有評論說“此等陰森恐怖戲劇，實為舊文化之糟粕”，然而卻擋不住戲迷們的趨之若鶩。時人評議，各大戲園子都以叫賣聲、喝彩聲攀比，高者勝之，“倘有一隅，人滿為患，卻鴉雀無聲，只聞一淒淒慘慘之幽咽，必為《烏盆記》無疑……”

1950年7月，以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周揚為主任的“戲曲改進委員會”，首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頒布對12個傳統戲曲劇目的禁演決定，其中就包括《烏盆記》。

而《烏盆記》遭禁的原因是——

“舞台形象過於恐怖，宣傳了迷信思想”。

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6月，整整30年過去了，在文化部下發《關於制止上演“禁戲”的通知》中，重申禁演《烏盆記》這出“鬼戲”……

由於本書所記述的奇案與《烏盆記》關系甚大，所以要把《烏盆記》的故事先進行一番講述，其中夾雜有對相關史料的考據，因事件過於奇特之故，必不至令讀者眼倦。

事件發生的時間，應當是在公元1026年，這是因為包拯審理此案是在任定遠縣令期間。據定遠縣志記載，宋仁宗天聖七年（1029年），包拯受龍圖閣直學士劉筠的舉薦擔任定遠縣令，任期一年。而據《烏盆記》涉案人的陳述，受害人劉世昌的遇害是在“前三年”，由此不難推理出案發的確切時間。

時為夏季。

南陽人士劉世昌長年以販賣綢緞為生，這一天他結清了賬目，帶著銀子和仆人劉升一起往家趕，不知不覺中，天色漸晚。

那時的中國，與現在大不同。

讀者可以想象一下，那時人口稀少，城鎮的數量比現在少得多，規模也要小得多，其間並沒有任何公路，也沒有一輛汽車，連電線杆子都不見半根。所謂旅途，就是在無垠的荒野中或獨身、或結伴沿著車轍或獸跡慢慢前行，整個世界的色彩十分單調，野草是已經荒蕪的黃色，樹林是正在荒蕪的綠色，以及周遭正在一點點黯淡的黑色。四野一片沉寂，除了自己的腳步聲，別無他響，偶爾傳來一聲昏鴉的哀啼，也如肢解了天空一般，聽得人肝膽俱裂。

客棧是極罕見的，偶有幾個房屋的造型，走近了一看，不是廢棄的茅舍，就是破敗的小廟，甚或露出白骨的孤墳……

劉世昌主仆正在躊躇今晚該到哪裏落腳，突然天上下起了雨。

雨極大，轉瞬之間，勢成瓢潑，將天地之間連成蒼茫茫的一片。劉世昌主仆雖然都帶了油傘，卻毫無作用，渾身上下被淋了個透。

“前面是什麽地方？”劉世昌扯著嗓子問。

劉升擦了一把臉上的雨水，睜大眼睛看了看，認得此處是從前經過的地方，答道：“大東窪。”

“歸哪裏所管呢？”

“定遠縣。”

定遠縣地處安徽省東部，北宋年間為淮南路濠州所轄，而大東窪三個字，一聽便知是有雨則澇、無雨則旱的一片人跡罕至的地方。劉世昌主仆正在發愁該到哪裏避雨，竟看見前面的山坡上有一片窯場，窯場前有幾間簡陋的草房，影影綽綽的似乎有燈火的光芒。

他們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過去，拍了拍門板，半天無人回應。劉升脾氣急躁，一邊拍一邊喊“有人嗎”。片刻的工夫，門打開了，鉆出一個獐頭鼠目的瘦子來，陰沉沉地問他們什麽事情。劉世昌說明主仆二人“行至此間天降大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在此借宿一宿，感恩匪淺”，瘦子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點點頭將他們讓進了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