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為我拭去淚痕

機車、煤水車、客車、貨車，所有的車廂首尾相接，同生共死。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

和一年前同樣陰冷的天氣。

查爾斯警長出現在市區邊緣的公墓。在墓碑的叢林中遊蕩了片刻，他找到了安德烈的墓碑和旁邊無名無姓的女人的墓碑。

安德烈·杜弗勒，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願上帝寬恕一切軟弱。

身份未知的女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願死者安息。

同樣質地的石頭墓碑，同樣粗糙的字跡，下面肯定埋著同樣簡陋的棺木。

他們的命運偶然交錯，卻又必然匯合。

查爾斯撿起一塊尖利的石頭，在無名墓碑上刻出了歪歪扭扭的名字：瑪麗·奇朋。

他把帶來的一束花分成兩半，奉獻給兩個戰爭的受害者。

查爾斯猶豫了片刻，最終坐在了兩個墓碑中間，輕聲地訴說：

“安德烈，很抱歉，我一直沒有來看你。要知道，我也有點兒愧疚——原本我可以避免這樣的悲劇。”警長嘆了口氣，“可惜，我不知道你那天晚上又去找檢察長……他以為你足夠堅強——不對，是足夠堅韌。那個老好人習慣了用自己的柔韌的個性來揣測別人，可是他自己也沒有好到哪兒去。他無法面對德國人，最終選擇了和你同樣的軌道，甚至是同一趟列車。”

查爾斯撫摸著粗糙而冰冷的墓碑，那些鐵軌應該更加冰冷，更加堅硬，但是在嚴寒中也更加脆弱。

“聽到你自殺的消息，老格銳深受打擊，認為自己有責任。他難過了整整兩個星期，所有的人都說他一下子老了十幾歲。大概一個月之後，十二月最寒冷的日子裏，他把我找去。是的，就在他的辦公室，你很熟悉的辦公室，永遠溫暖舒適的檢察長辦公室……”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格銳檢察長一反常態沒有穩穩地坐在辦公桌後面，而是在查爾斯的背後踱著步子，害得警長不停地扭頭。

“您想要再討論安德烈的案子？是關於火車上的無名女屍，巴黎方面有進展嗎？”

檢察長煩躁地揮了一下手。“巴黎的人都在談論戰爭和馬其諾防線！”

“您應該知道，多數本地人都猜測是安德烈發瘋了，在列車上突然發病掐死了一個無親無故的女人。他隨後闖進殯儀館，自稱在海濱見到死者和矮小女人，最後又認為中年男人穿墻而過……這些都很符合瘋子的表現。另一方面，我去鐵路公司仔細調查了，他的工友最終承認安德烈經常頭痛，有一些很不正常的表現。實際上，為了保住飯碗，也因為面子問題，他向醫生隱瞞了病情。”查爾斯謹慎地看了一眼檢察長，“當然，這只是一種可能性，我們仍然在追查另外兩名乘客——也就是安德烈說的矮小女人和中年男人，可惜一直沒有進展。您希望我盡快結案？”

格銳檢察長回到了辦公桌旁邊，心不在焉地把紙筆挪個位置，然後又擺正。

“不用管別人怎麽說，我希望您不要受各種暗示的影響。”檢察長猛地轉身，用灰色的眼睛盯著警長，“我們手上有什麽確切的信息？一個身份不明的女人乘坐頭等車廂，在路途中被掐死，到站的時候乘客人數並沒有減少，特快列車也沒有在途中停靠，兇手不可能離開列車。車廂兩頭的門都鎖住了，也就是說兇手是那幾名乘客之一。根據您和我分別進行的調查，我們可以排除其他幾個人，只剩下安德烈和兩個陌生人。既然找不到陌生人，我們就研究一下安德烈的問題。從他自己的敘述和證人們的證詞來分析，暫且認定他沒有發瘋，那麽，他的故事是否有可信的部分？”

查爾斯掏出了煙盒，照例輕輕敲打著，卻沒有拿出香煙。“正如您所說的，如果考慮各種環境因素，把三件事情聯系在一起，我們只能認定安德烈發瘋了，甚至早就發瘋了。但是如果把事情割裂開來，每一件事的荒謬程度就大大降低了。”

檢察長一扭身子，回到了辦公桌後面。“說說看……”

“我只是有一些想法，根本算不上解答。”

“您的想法總不可能比安德烈的說法更加荒謬吧！”

“那倒是。先說說殯儀館的奇遇。安德烈在街上閑逛，碰巧看到了穿著紅鬥篷的瘦小女人，先是跟蹤到一個小巷，然後又去了殯儀館。她的行動本身也令人生疑，如果她認識死者，為什麽不來找警方報告？如果她是兇手，就可能是要去從死者身上拿走某些東西……”查爾斯搖了搖頭，“不管出於什麽動機，一個可疑的女人捅開了殯儀館的後門，那裏有一個停放屍體的小房間，一個門窗都被封死的房間——死路一條；另一個房間有一家人，也行不通；安德烈又擋住了退路，她能去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