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麗亞·蒙佛特憶往手劄

1933~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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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沒有第二次機會，除了後悔。我和胡利安·卡拉斯相識於一九三三年的秋天。當時，我在卡貝斯塔尼出版社上班。卡貝斯塔尼先生在一九二七年的某一趟所謂的“巴黎出版勘探之旅”中發掘了胡利安·卡拉斯這個作家。胡利安每天下午在酒店裏彈鋼琴為生，晚上則致力於寫作。酒店的經營者是一位名叫依蓮·瑪索的女士，大多數巴黎出版人都和她很熟，因此，在她的請托、懇求，甚至是威脅下，胡利安·卡拉斯的幾本小說才得以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只是，銷售狀況都糟糕透頂。卡貝斯塔尼先生取得了卡拉斯的作品在西班牙和南美洲的獨家版權，包括作者用法文和西班牙文寫的原版作品在內，卻只付了極低的版稅率。他相信，每本作品起碼會賣個三千本，可是沒想到，在西班牙出版的前兩本小說，只能用“淒慘”兩個字來形容：兩部小說大概各賣出去一百本左右。但即使銷售狀況這麽糟，每隔兩年，我們還是會收到胡利安的新作品，而卡貝斯塔尼先生也都是二話不說就接受了，他還說打算跟作者簽訂新的合約，重點並非只圖低版稅，只要是優秀的文學作品，無論如何都要好好促銷。

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地問了卡貝斯塔尼先生，既然胡利安·卡拉斯的作品賣得這麽差，為什麽還要持續出版他的書？這樣下去，只有賠錢了。為了解答我的疑問，卡貝斯塔尼先生很慎重地走到他的書架旁，抽出一本胡利安的作品，要我拿回去讀一讀。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兩個禮拜之後，我把那本書讀完了。這一次，我的問題變成了：這麽精彩的小說，為什麽只賣了這麽幾本？

“我也不知道啊！”卡貝斯塔尼先生說，“不過，我們還是繼續努力吧！”

如此令人感佩的高貴情操，和我印象中的卡貝斯塔尼先生汲汲於利的生意人形象有如天差地別。或許，我一直都錯看他了。同時，我對胡利安·卡拉斯這個人也越來越好奇。而且，所有和他相關的事情，似乎都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出版社每個月至少會接到一兩個來詢問胡利安·卡拉斯地址的電話。不久，我發現打電話的都是一個人，只是換了不同的名字罷了。我頂多只能照著小說封底的作者介紹告訴他，胡利安·卡拉斯定居巴黎。一段時間之後，那個人終於不再打電話了。為了以防萬一，我在出版社的作者档案資料中，把胡利安·卡拉斯的地址刪除了。我是惟一一個和他通信的人，他的地址，我早已倒背如流。

幾個月之後，我偶然看到印刷廠寄給卡貝斯塔尼先生的賬單。一看才發現，原來，出版胡利安·卡拉斯作品的所有費用，都是由另一個人匯款支付的，我從來沒聽說過他的名字：米蓋爾·莫林納。不僅如此，實際的印刷和發行費用，比米蓋爾·莫林納先生支付的數字低了很多。數字不會騙人：出版社將印刷好的書直接堆放在倉庫裏，然後報假賬撈上一筆。我沒有膽子去質疑卡貝斯塔尼先生的財務失誤，因為我怕會丟了差事。不過，我倒是從賬單上抄下米蓋爾·莫林納的地址，一個位於布塔費利沙街上的大宅院。我把那個地址保存了好幾個月，一直無法鼓起勇氣去找他。最後，我的理智戰勝了一切，於是我去了他家，並且告訴他，卡貝斯塔尼先生騙了他的錢。他笑著告訴我，他早就知道了。

“大家都為自己分內的事盡力而為吧！”

我問他，那個多次打電話到出版社詢問胡利安·卡拉斯地址的人是不是他？他說不是，我看他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這才意識到，真的不能輕易透露那個地址，絕對不行！

米蓋爾·莫林納是個謎樣的人物。他獨居在幽暗的大宅院裏，房子已經年久失修，是他內戰時期靠軍火制造業致富的父親留下的遺產。米蓋爾·莫林納的生活非但和奢華扯不上邊，甚至像僧侶一樣清苦。他把那些他認為沾滿鮮血的黑心錢，都捐作修復博物館、教堂、圖書館、學校和醫院之用，同時也資助童年的摯友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說能在故鄉巴塞羅那出版。

“錢，我多得用不完，缺的卻是像胡利安這樣的朋友。”這是他惟一的解釋。

他和兄弟姊妹或其他親人幾乎沒有任何往來，而且他也都將他們視為陌生人。他沒有結婚，平日足不出戶，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樓上，那便是他的書房所在。他天天在裏面狂熱地工作，除了替馬德裏和巴塞羅那的各個報紙雜志撰寫散文和專欄之外，他也翻譯德語法語文件、校訂百科全書和小學課本。米蓋爾·莫林納是那種用工作狂來彌補愧疚感的人，對於他人的懶散，他不但尊重，甚至很羨慕，因為那是他做不到的事情。他並不以辛勤工作為傲，他甚至自嘲，說他的工作狂是懦弱的另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