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挽歌 五十、誰在說永別了

距離我家走路不超過一刻鐘,就是我熱愛的後海。

在我小時候,每年不從後海裏撈六七個人上來,這一年夏天就過不去。

當然,這裏所說的人,是死人。

淹死的都是會遊泳的!這句話多少有點武斷,可還是有它的道理,後海裏水草繚繞,淤泥很深,即使水性了得之人被水草纏住了,也會非常危險。

近兩年,情況倒有了明顯好轉。自打2003年非典過後,後海的酒吧街就紅透了半邊天,與此交相呼應的是許多無所事事的人,趁著午後和夜晚搬個小椅子,來後海邊垂釣。

對於那些玩命拉你進去還口口聲聲告訴你有小姐並且小姐很好玩的酒吧拉客人,我向來是沒什麽好感的,至於那些破壞生態環境的垂釣者,就更不用說了。然而他們的存在,卻為保障遊泳者的生命安全間接地作出了貢獻。

他們多了,遊泳的人就少了;遊泳的人少了,淹死的也就少了。

我沒有作過統計,不過從親眼見到以及從道聽途說的頻率來看,後海每年死的人的確漸漸少了。

我完全沒想到,第二天的上午,李詠霖正是被人從後海裏給撈出來的。

前一天晚上,老威、謝律師還有我,並沒為遺囑的事情操心太久。我們也開始尋找並聯系了警方。

有遺囑為證,警方也就沒追究什麽24小時、48小時的原則,還動員了一些警力幫助尋找。但是偌大一個北京城,一千多萬的常住人口,去找個兩條腿的大活人談何容易?

我們沒有驚動楊潔,更不敢告訴李詠霖的父母。老威開車帶著我,開始逛北京城的夜景。

依照著楊潔在治療中的講述,我們去了香格裏拉附近,去了王府井的金錢豹,還找到了楊潔曾經做接線員的公司,甚至跑到了瑤瑤所在的康復中心。總之,記憶裏與李詠霖家庭相關的一切場所我們都找遍了。

淩晨五點多,我們返回家,也不敢睡沉,只是合衣而眠。

八點多鐘,警察給我們打來電話,說李詠霖找到了,就在離我家直線距離不超過十五分鐘的後海裏。

後來我才聽說,原來他和楊潔第一次約會就是在這裏。那時候後海的酒吧街還很不成氣候,安安靜靜、冷冷清清,也許好我當年遛彎的時候,還曾碰見過他們吧?

傷感這東西是不適合我的,也沒什麽用處。況且我跟李詠霖的關系,也不過是泛泛之交,說我為他可惜那是真心話,說我為他傷心難過,那是無稽之談。老威畢竟和李詠霖有過好幾年的交情,雖然不至於吧嗒吧嗒地掉淚,可還是紅著眼圈。“走吧,”他說,“跟我過去認屍去。”

我點頭跟著。

警察先後通知的誰我不太清楚。到了太平間的時候,李詠霖的父母、三個妹妹、楊穎、楊潔,連小姐姐星星和她的老公都到了,當然,昨晚初次見面的謝律師也在場。

裏面哭天搶地。

哭,是一種傳染物,跟打哈欠差不多。到了這個場合,符合了那個情緒,你鼻子不酸,那準有戲。

我可不想哭,自打接手楊潔的病例以來,短短幾周的時間,我都哭過兩回鼻子了。眼淚,不該是廉價之物,我幹脆就不進去。

我在屋外保持著旁觀者清的架勢,其實還有另外一重原因。

等老威進去之後,我問旁邊穿著白大褂像是醫生模樣的人:“您好,我跟您打聽個事兒。”

“說吧。”口罩下面的那張嘴,冷冰冰的不帶絲毫感情,似乎見慣了這種場面。

“李詠霖的遺物有人認領了嗎?”

“您是他家屬?行,您簽個字。”

“哦,不不,我不是家屬,我是他的心理醫生,”我得把這話說圓滿了,省得人家把我轟出去。心理醫生,是個挺好笑的稱呼,多數人聽完首先是感到吃驚,隨後可能是好奇、嘲諷、無所謂等等各不相同的態度。

這位醫生,就屬於第二種:“您是他的心理醫生啊,怪不得自殺呢。”

她大概不介意用言語抽我個耳光,我心不在焉,也沒太留神:“現在就可以領遺物是嗎?哦,不,我不領,我就是看看行嗎?”

“行吧。”她想不出什麽拒絕我的理由,可又感到有點不可思議,“您看吧,有什麽用嗎?”

“我希望是有用的。”我應付著,從拉開的抽屜裏發現一包東西:透明密封塑料袋內,裝著李詠霖的錢包和一塊手表,估計和裏面的人一樣,錢包是泡發了的,皮子開了,伴著點兒水草,忽忽悠悠地好像直動。手表自然是壞掉了,刻度卡在了十二點差幾分。李詠霖沒開車,所以這裏也沒有車鑰匙,這我們昨晚看到他的車子停在小區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