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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上百合子有完美的不在場證明。

施奈德寫完遺書後自殺的那段時間，百合子正在她所屬的T劇團練習場排戲。從劇團租借的練習場到她住的公寓，直線距離有五公裏。就算再怎麽開車狂颯，光往返也要十分鐘以上。如果她讓施奈德寫下遺書，之後再讓他喝下毒酒，時間上根本不允許。

另一方面，野上百合子當天也不可能離開練習場五分鐘以上。她是下一場公演的第一女配角。換言之，她不可能消失在舞台上超過五分鐘。如果當天的練習是“正式彩排”，那就更不用說了。

劇團的演出人員、訓練生，以及其他三十多名相關人員，全都異口同聲證實她有不在場證明。

飛崎為了謹慎起見，在事件發生時，曾偽裝潛入審問野上百合子的警署裏，偷偷翻閱了調查報告。

“我是在一年前認識卡爾·施奈德。一開始，他是以客人的身份到我上班的俱樂部光顧。雖說他是德國的新聞記者，但他日語說得很好，大家都嚇了一跳。在眾多女人當中，不知為何，他特別中意我，之後常到店裏來。每次他來店裏，我們就會一起聊天。他不只說話風趣，也很會引人打開話匣子。有一次我不小心說出自己想當演員的心願，他非但沒笑我，還鼓勵我。不，不僅如此，隔天他已經替我安排好，讓我接受演員訓練。我辭去俱樂部的工作，接專門接受訓練。從那之後，他便常到我的住處找我。我住處的電話，也是他為了方便從外面和我聯絡，出錢替我裝設的……”

警方基於幾個原因，一再對百合子展開比平時更為嚴厲的審問。

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她在現今這種時局下，仍和外國的新聞記者保有親密關系——盡管對方是日本的德國盟友，但還是很不尋常，這令警方相當懷疑。

再者，野上百合子曾因為“有激進的傾向與行為”，而遭高等女子學校退學。因為這個緣故，她的父母和她斷絕關系。為了賺取生活費，她才會到俱樂部上班。

從調查報告中不難看出，她是個有智慧（盡管在現今的日本，這表示她的自由主義傾向過於強烈）、務實的年輕女性。

“我深愛著他。”面對警方的審問，野上百合子毫不靦腆地應道，“和他交往後不久，我馬上就發現他除了我之外，還有其他情人。不過，我並沒有放在心上。無論日本人還是外國人，有魅力的男性身邊，總是有女人圍繞。這不是他的錯……”

野上百合子的這番話，也和周圍人的證詞相吻合。

面對一看就知道是施奈德情人的其他女性，她也不生氣，一樣和氣地接待她們。就算施奈德在家裏開派對，在派對來到尾聲時才叫她回家，她也都會乖乖聽話，沒半句怨言，此事大家都看在眼裏。

就動機來說，也很難認定是百合子殺害了施奈德。

還有遺書的問題。

我對人生感到失望，決定一死。

信紙上所寫的文字，經過鑒定，確定是施奈德本人的筆跡。而且，施奈德寫遺書所用的那支鋼筆，還在他自殺當天買下的——這是飛崎親眼看到的。

——難道他真的是自殺？

然而，若真是如此，他實在無法理解結城中校為何要特地命令他重新調查野上百合子的不在場證明。

推算施奈德死亡的時間，野上百合子確實身在五公裏外的地方。難道她可以隨意操控人在遠處的施奈德寫下遺書，並讓他喝下摻毒的紅酒？

這愚蠢的念頭令飛崎不由自主地苦笑。與其要證明這點，倒不如認定結城中校判斷錯誤，反而還比較自然。

回到高掛“大東亞文化協會”廣告牌的大樓時，飛崎差點和一名正要從大門走出的人撞個滿懷。飛崎說了一聲“抱歉”，與對方擦身而過時，那人在他耳邊低語：

“沒有隱形墨水，用的也是普通紙張。”

“什麽？”

飛崎不禁停下腳步，轉身凝視，原來對方是他的同期秋元，只是剛才因為喬裝而沒有認出。

秋元向飛崎眨了眨眼，走出門外。

接著，在飛崎抵達房間前，他的同期不約而同地在走廊上現身，與他擦身而過，或是假裝不期而遇，對他說道：

——會說英語的人，全都是些小角色。很遺憾，目標是三面間諜的可能性很低。

——特高已不再調查施奈德。

——確認過紅酒的進口通路，沒發現可疑人物。

——德國和蘇聯的大使館沒有任何異狀，也看不出兩國的情報機關有采取行動的跡象。

最後，來到房間前，葛西同樣與他擦身而過，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葛西正準備離去時，飛崎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問道：

“為什麽向我報告？”

“為什麽？”葛西先是一愣，接著眯起眼睛應道，“因為這是你的案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