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手術

理查德·奎因警官的性格中有著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與他平日辦案時所展現出來的精力健旺、注重實踐的行事風格完全不同，那就是他常喜歡從一些基本的犯罪學概念及理論出發，滔滔不絕地談論自己的感受。此類專業演講通常都發表於客廳爐火前閱讀書報之時，而聽眾，則是他的探案搭档，親兒子埃勒裏·奎因。除了偶爾送來必需品的幽靈吉蔔賽少年朱納之外，房間裏只剩下他們兩個，別無他人。

“案發後最初的五分鐘，尤為重要，”老人一臉嚴肅地說道，“永遠記住這一點。”他總是把這句話掛在嘴邊，“把握好這最初的五分鐘，可以給你省去很多麻煩。”

埃勒裏從孩提時代即被灌輸以各式各樣的偵查觀念。時至今日，聽到這句話，埃勒裏漠然地望著爐火，抽了口煙，內心下意識地抱怨了一句：一個偵探一輩子能碰到幾次在案發後三百秒內就到達犯罪現場的好事呢？

在家裏，他一向不掩飾自己的疑問，而對此疑問，老人也只能悲傷地點點頭，表示同意——是啊，這種運氣可不是總能遇上的。當辦案人員到達犯罪現場的時候，痕跡早已煙消雲散，你只能盡自己所能去挽回這個從一開始就無跡可尋的敗局了。“朱納，把我的鼻煙拿來！”

埃勒裏·奎因並非宿命論者，更不是個決定論者，然而他也不是實用主義者或現實主義者。他唯一能跟“主義”或“理論”拉上關系的，是他對於人類智慧堅定的信任和信仰。而這信仰，恰如思想史上那些偉大的名字和成果所展示的一樣，輝煌奪目。當然，這與他父親所秉持的基本職業化理論完全相悖。因此，他非常鄙視警方那套循規蹈矩的辦案程序，認為這簡直是對原創性思考的侮辱。他也看不起警方那些古板的、受限於各種條條框框的辦案程序——這些該死的組織機構裏，總是充斥著條條框框。“至少在這一點上，我同意康德的觀點，”他總愛這麽說，“純粹理性是人類所能擁有的最美好的東西。因為此物獨立於人而存在，一個心智能夠理解得了，另一個心智必定也能看得穿。”

這就是他最簡潔的人生哲學概括。但在阿比蓋爾·道恩一案中，他幾乎要放棄這一人生哲學了。這也許是他在整個毫不妥協的智慧生涯中，首次遭遇到如此強烈的自我懷疑。這不是針對他的人生哲學，因為在前面幾起案件中，他早已多次驗證了它。此懷疑是更令人難受的——那就是他曾懷疑自己是否擁有看穿另一顆腦袋中所想秘密的能力和智慧。當然，他從來都是個自負狂——“我的頭腦，跟笛卡兒[1]和費希特[2]不相上下！”他經常如此自我標榜……然而，在圍繞著道恩案件的重重迷霧中，他忽視了命運的力量——那個大膽闖入他內心堅固自信領域的搗蛋鬼。

一九二〇年代的某個一月，一個寒風凜冽的早晨，埃勒裏·奎因正漫步在寧靜的東六十號大街上。他緊緊裹著厚厚的厄爾斯特長毛大衣，軟呢帽低低地壓在頭上，擋住了額角，也遮住了夾鼻眼鏡閃爍著的點點寒光。他一邊在腦海中思索著手頭的一宗謎案，一邊向下個路口的那一排建築物走去。手杖一聲聲響著，敲擊在凍硬了的人行道上。

這確實是件令人惱火的謎案。從死亡到屍僵的這段時間內，必定發生了某些事情……他的眼神寧靜，但緊繃著的臉頰，以及手杖敲擊在水泥路面的咯咯響聲，無一不暴露出他內心所承受的壓力。

他橫穿大街，快步向著最龐大的那座建築物的大門走去。模糊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一條寬闊氣派的大理石盤旋階梯。此石階從人行道的兩頭緩緩升起，交會於上方的大理石平台。平台上聳立著裝有巨大鐵螺栓的雙扇鐵質大門，門前巨石上鐫刻著幾個大字：

荷蘭紀念醫院

他略有些氣喘地費力爬上樓梯，推開其中一扇沉重的鐵門，步入肅靜的高頂前廳。前廳的地板由白色大理石打造，墻壁鍍著一層厚重的深色琺瑯。左手邊，映入眼簾的是一扇敞開著的門，白色的門牌上寫著“辦公室”，而右手邊的另一扇外觀一模一樣的門上，則寫著“候診室”三個字。正對面，也就是大廳的後部，透過正在晃動的彈簧玻璃旋轉門，他能依稀看見電梯門口坐著一個白衣老頭。

就在埃勒裏停下來四顧之時，從辦公室中走出來一位壯碩的紅臉大漢。他下頜長得方正，頭戴一頂黑色鴨舌帽，身披一件白大褂。

“探病時間是下午兩點到三點，”他粗聲粗氣地說，“先生，抱歉，不到規定時間，不得入內見任何人。”

“呃？”埃勒裏將雙手往大衣兜裏塞得更深了一些，“我要見明欽醫生，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