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第3/10頁）

“似乎非常合邏輯，”桑普森承認，“雖然很復雜。”

“你不知道這事有多復雜呢，”警官嚴肅地說，“因為我們必須記住另外一些可能性——例如，帶走菲爾德的帽子的人不是兇手，而是幫兇。我們還是說下去吧。

“下一個我們自問的問題是：兇手留在劇院的高頂帽怎麽了？他如何處理？他放在了哪裏？……我可以告訴你，這是個難題。我們把那個地方上上下下搜了個遍。沒錯，我們在後台找到了幾頂帽子，女保管員菲利普太太確認那些是演員的個人物品，但沒有一頂是屬於他們私人的。那麽，兇手留在劇院的高頂帽能在哪兒呢？埃勒裏以敏銳的頭腦擊中了真相。他自言自語道：‘兇手的帽子肯定在這兒。我們沒發現異常的或其貌不揚的高頂帽，因此，我們搜索的高頂帽肯定不是其貌不揚的。’這是最根本的吧？簡單到荒謬，然而我卻沒想到。

“其貌不揚的帽子是怎樣的呢——普通的帽子待在普通的地方，以至於甚至沒人質疑。在羅馬劇院，所有的戲服都租自黎·布龍，因此答案很簡單：就是租來演出用的高頂帽。這些高頂帽會在哪裏呢？要麽在男演員的化妝室，要麽在後台全體演員的戲服保管室。當埃勒裏推理到此時，他帶菲利普太太到後台，檢查了男演員化妝室和戲服保管室的每一頂帽子。那裏的每一頂高頂帽——所有的都計算在內，沒有遺漏——都是道具帽，裏子上有黎·布龍的標志。而菲爾德的帽子，我們都證實過是“布朗兄弟”大禮帽，並不在道具高頂帽中，也不在後台的任何地方。

“既然周一晚上沒人戴著一頂以上的帽子離開，既然菲爾德的帽子於同一天晚上毫無疑問地被帶走，那麽可以肯定的是：在劇院封閉期，兇手自己的高頂帽必定在羅馬劇院，並且我們進行第二次搜索時，它仍然在那兒。而現在留在劇院的那些帽子都是道具。因此接下來的推論是：兇手是戴著菲爾德的帽子走出去的，所以他自己的帽子肯定是後台其中一頂道具帽子。所以，允許我重復一下，這些道具帽子是唯一實際存在的高頂帽。

“換句話說——後台的其中一頂道具帽屬於周一晚上那個身穿全套禮服、頭戴菲爾德的絲制帽子離開劇院的人。

“假如此人是兇手——不可能是其他人——那麽我們偵查的範圍就大大縮小了。他要麽只能是身穿晚禮服離開的一名男演員，要麽是與劇院密切相關、穿著相似的人。這個人首先要有一頂必須留下的道具帽；其次，有隨意進入戲服保管室和化妝室的途徑；其三，有機會把他的道具帽留在戲服保管室和化妝室。

“現在我們來分析後一種情況的可能性——兇手與劇院密切相關，卻不是演員。”警官頓了頓，深吸了一下他珍愛的鼻煙，“後台的工作人員可以排除，因為他們當中沒人穿晚禮服，而這是帶走菲爾德的高頂帽所必需的。同樣道理，收銀員、引座員、看門人和其他小職員也可排除。宣傳員哈裏·尼爾森也穿著普通的便裝。經理潘澤爾穿了全套禮服，沒錯，但我費心量過他的帽子尺寸，發現他的帽子是六又四分之三號——碼數出奇的小。他不可能戴上菲爾德的帽子，菲爾德的帽子是七又八分之一號。我們在他之前離開劇院，這沒錯。但是，在我出來的路上，我明確指示托馬斯·韋利要一視同仁地像搜查別人一樣搜查潘澤爾。那天晚上早些時候，我在潘澤爾的辦公室出於責任感檢查了他的帽子，發現那是頂圓頂禮帽。韋利隨後報告，潘澤爾是戴著這頂禮帽離開的，沒拿其他帽子。現在——假如潘澤爾是我們所要找的人，那麽他可能會帶著菲爾德的帽子走出去，盡管帽子太大，但他可以拿在手上。可是，他是戴著圓頂禮帽離開的，那麽毫無疑問的是，他不可能帶走菲爾德的帽子，因為他一離開劇院，大門就鎖上了，沒有任何人——我值班的手下可以保證——沒有任何人進入劇院，直到周四早上在我眼皮底下才打開門。理論上講，如果能將菲爾德的帽子藏在劇院裏，那麽能這樣做的人，比方說潘澤爾或劇院的任何員工，都有可能是兇手。但這最後的假設也被我們的官方建築專家愛德蒙·克魯的報告推翻了。他明確地說，在羅馬劇院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秘密的藏匿處。

“排除了潘澤爾、尼爾森和職員，就只剩下演員的可能性了。我們最終是如何縮小偵查範圍至巴裏的，我先賣個關子。這個案件最有趣的部分其實是一系列令人驚訝、錯綜復雜的推理，通過邏輯推理得出真相。我說的是‘我們’——其實我該說是埃勒裏……”

“作為一名警探，你真是位害羞的人，”克羅寧咯咯笑道，“哎呀，這比偵探故事還精彩。本來我現在該幹活兒了，但我的老板似乎跟我一樣感興趣——說下去吧，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