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真相大白（第2/10頁）

“與此同時，在文件方面，埃勒裏注意到，在菲爾德的遺物中有大量關於筆跡分析的書籍。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據我們所知，菲爾德曾敲詐勒索過（例如在摩根案中），並且有多次作案的嫌疑；加上他對筆跡分析的興趣強烈，像他這樣的人，極可能會偽造筆跡。萬一果真如此，而且解釋得通的話，那麽也許意味著菲爾德有偽造原始勒索文件的習慣。他這麽做的唯一原因，當然啦，是賣出偽造物，保留原件以期進一步敲詐。他與黑社會之間的聯系無疑使他熟知這一行的花招。後來，我們發現這一假設是正確的。當時我們就確定了敲詐是這次犯罪的動機。但是記住，這導致我們迷失了方向，因為任何一個嫌疑人都有可能是敲詐勒索的受害人，我們無從知曉那人是誰。”

警官皺起眉頭，換了個更舒適的坐姿。

“但我處理這一解釋的方式錯了，這表明了習慣會怎樣控制一個人。我總是從動機查起……但是，在調查中顯眼的只有一件重要的、核心的事情！那就是一團亂糟糟的線索——或者確切地說，是沒有線索。我指的是那頂丟失的帽子……

“遺憾的是，周一晚上在羅馬劇院我們手忙腳亂地急於馬上問詢，卻忽視了帽子丟失的全部意義。這並不是說我們一開始不被此事迷惑——遠非如此，那是我在檢查屍體時最先注意到的事情之一。至於埃勒裏，他一進劇院彎腰檢查死者時就注意到了。但我們能做什麽呢？我們有上百個細節要處理——要問問題、要下命令、要理清矛盾和可疑的發現——因此，如我所說，我們因疏忽而錯失了重大時機。假如我們當場就分析帽子失蹤的意義——也許那晚就破案了。”

“好啦，那也沒花太多時間，你就別嚷嚷了。”桑普森笑道，“今天是星期三，謀殺案發生在一周前的星期一。只不過九天而已——有什麽好抱怨的呢？”

警官聳聳肩。“區別可大了，”他說，“假如當時我們能夠推斷出來的話——好吧！當我們最終抽出時間詳細分析帽子的問題時，首先要問自己的是：帽子為什麽會被帶走？似乎只有兩個答案是成立的：其一，帽子本身就是涉案的證據；其二，帽子裏藏有兇手要想的東西，為此他才鋌而走險。結果表明，兩個答案都正確。帽子本身就是涉案的證據，因為裏面的防汗帶的下面有斯蒂芬·巴裏的名字，是用不退色墨水寫就的；帽子裏藏有兇手極其想要的東西——訛詐文件。自然，他當時以為那是原件。

“這對我們幫助不大，卻是個切入點。周一晚上我們下令關閉劇院離開時，盡管經過徹底搜查，還是沒找到那頂丟失的帽子。不過我們也無從知曉那頂帽子究竟是以某種神秘的方式離開了劇院，還是它仍在劇院，只不過沒被我們發現。周四早上我們再次來到劇院時，徹底明確了蒙特·菲爾德那頂煩人的帽子的去向——就是說，結果是否定的。它不在劇院裏。因為劇院自周一晚上就被封了，由此可以推斷那頂帽子在案發當晚就被帶離了。

“而周一晚上每個人離開時，都只戴了一頂帽子。因此，根據第二次搜查，我們可得出結論：那天晚上有人手裏拿著或頭上戴著蒙特·菲爾德的帽子走出劇院，因此必然把他自己的帽子留在了劇院裏。

“除非他和其他觀眾被允許離開時趁機溜走，否則他不可能把帽子帶出劇院；因為那時所有的出口都有人把守或上鎖。左邊內巷先有傑西·林奇和埃莉諾·利比擋著，接著是引座員約翰·崔斯看著，之後是我們的一名警察守著。除了整晚有人守著的正廳前排座位大門之外，右邊沒有出口，所以帽子無法從那裏帶走。

“沿著這條思路——因為菲爾德的帽子是一頂大禮帽，沒有哪個人是不穿晚禮服而戴著大禮帽離開劇院的，這一點我們觀察得非常仔細——所以拿走那頂失蹤的帽子的人肯定穿著全套晚禮服。你們或許會說，預先策劃這一謀殺案的人會不戴帽子就走進劇院，因此沒必要處理帽子。但如果你們停下來想一想，就會明白這是極不可能的。假如他不戴大禮帽就進去的話，肯定會惹人注意，尤其是進入劇院時。當然，我們必須記住，這只是一種可能性，但我們推斷，作案手段如此高超的人肯定會避免任何被指認的機會。此外，埃勒裏推斷兇手事先沒有意識到菲爾德的帽子的重要性，如此一來，兇手不戴帽子就進來的可能性更不大。我們想，假如他戴著帽子，他會在第一幕休息時處理掉——也就是說，在案發之前。但埃勒裏關於“罪犯事先不知道帽子的重要性”的推論使這一點也站不住腳，因為在第一幕休息時他不會知道處理掉自己的帽子的必要性。無論如何，我認為合理的假設是，這個人不得不將自己的帽子留在劇院內，而且肯定是頂大禮帽。至此，你們能聽明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