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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已經到法院上班了。我心裏渾渾噩噩的,就像一場感情的宿醉。這個世界給我脆弱的心靈注入了太多種感受。就連窗外的天空仿佛也褪了色,一夜之間,對妻子生病的認知已經微妙地改變了我看待一切的目光。

也許我該感到一絲寬慰,因為艾莉森實際上並沒有在背地裏搞什麽陰謀,也沒有計劃著要跟保羅·德雷瑟私奔,而且不論情況有多麽糟糕,至少我們可以一起面對。但是,真相帶來的痛苦卻完全淹沒了這一絲寬慰。

我們曾面對的最大的健康危機就是我中彈的那一次。沒錯,當時確實是一片混亂、血腥可怕、觸目驚心。但說真的,那只是肉體上的傷口而已。用非常簡潔明了的牛頓物理學知識就能解釋得清楚:一顆子彈以一定的沖力射中了我,將自身的能量轉化到我的肉體上,在迅速沖出體外之前給肌肉和骨骼造成了傷害。甚至在我還沒意識到自己中彈之前,傷口就已經形成了。同樣地,康復過程也是非常機械的。整個治療過程完全沒有什麽神秘之處,雖然傷口很痛,但是我心裏知道,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因此不免松了一口氣。

這一回,情況要兇險得多。癌症就像一顆緩慢擊中人體的子彈,整個過程也許會持續數個月乃至數年。癌症與人體相撞只不過是一個開始,我們無從得知傷口最終會變成什麽樣子。而且,最困難棘手的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在癌症面前,沒有定數,有的只是種種可能性。有的可能性還勉強可以承受,有的可能性卻完全無法想象。有的人會跑去研究一些圖表,覺得癌症患者能多活上五年或十年就不錯了,可我實在無法理解這種想法。後來,還是艾莉森嚴厲地教訓了我一番,提醒我我可是答應過要專心解決愛瑪的事的,我這才逼著自己振作起來。

距聽證會只剩下兩天了,我手下的職員都忙得不可開交。雖然我上班的時間還跟往常一樣,但等我到達內庭的時候,我卻是到得最遲的人了。我也做出一副忙著準備的樣子。

快到中午時,史密斯夫人打來了內線電話,我以為是被告方的辯護律師又對視覺輔助工具[1]的使用提出了疑問,或者是對於法庭的座位安排又產生了異議。然而,她說:“法官閣下,國會議員尼爾·吉思打電話找您。您現在方便通話嗎?”

尼爾·吉思。

聽到這個名字,我感到血壓都瞬間升高了。邁克爾·雅各布斯的新聞發布會已經過去兩周了,而我呢,由於身陷絕望,不免生出了一種天真的幻想,居然以為那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

“當然,”我說,“把他的電話接進來吧。”

我在布雷克手下工作了好些年,雖然從未跟吉思打過交道,但對他早有耳聞。他可以說是國會全體435個立法者中最正經古板的一個,他見解敏銳、注重細節,是個技術官僚,可以在發言的過程中全憑記憶直接引用國會預算辦公室[2]的各項報告。我想起來,《華盛頓郵報》曾稱他是一個“厚臉皮的書呆子”。他對火車模型十分癡迷,而且是個不折不扣的《星際迷航》[3]愛好者,甚至還會說克林貢語[4]。不過,你要是因此就小覷他,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在史密斯夫人將電話接入時,我不禁屏住了呼吸。等我意識到之後,趕緊緩緩地出了一口氣。接著,吉思的聲音就從聽筒裏傳來了。

“上午好,桑普森法官。”他吐字清晰地說道。

“上午好,吉思議員。請問您找我有什麽事嗎?”

“我知道您很忙,我也很忙,所以我就直入正題了:關於您在‘美國訴斯卡夫朗案’中下達的判決,有一些爭議始終未能得到解決。我知道您周五那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聽證會,所以我覺得在那之前把問題處理了比較好。”

“好的。”我說。

“由於時間有限,直接與您取得聯系是最為便捷的方式,希望您能理解。”

“當然,沒問題。”我故作鎮定地說,其實頭上已經開始冒汗了。

“太好了。您也知道,我的同事雅各布斯議員公開質疑了您對於斯卡夫朗先生做出的判決,這事兒已經鬧得沸沸揚揚了。其實我明白,他這番熱心舉動並非全是為了呼籲司法正義,少說也有一部分是為了吸引新聞媒體的注意。因此,我沒有急於讓司法委員會介入此事,而是先聯系了您的首席法官拜爾斯先生,想更好地了解一下他為何決定不再追究此事。於是,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與一位名叫凱斯·布魯姆的年輕人有關。”

他停頓了一下,等我說話。於是我便應了一聲:“嗯。”

“拜爾斯法官顯然覺得您講的這個故事非常動人,不過我想了解得更詳細一些。當然了,他不是當事人,所以並不清楚內情。於是,我便讓我手下的一名職員去查詢有關布魯姆的案子,您知道他查到什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