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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審前會議進行了整整一個小時後，我才輕輕地敲了敲214會議室的門。我估摸著，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應該已經開始進行深入的討論了。

珍·安來開了門，我順著門開的方向，側身閃進了會議室。趁著眾人還沒察覺到法官來了，我先快速地環顧了一周。房間裏擺了一張長長的會議桌，兩邊各有八張椅子。被告方顯然是先到的，因為他們搶占了背靠窗戶的那一側。根據時下流行的心理學所言，背後有大片開闊空間的人會顯得比背後靠墻的人更加強大、更有氣勢。

被告方那一側的八張椅子都坐了人，椅子後面還站了八九個人。為了決定誰坐誰站，他們肯定是唇槍舌戰了一番，還好我沒見到那個場面。

原告方這一側只有羅蘭德·希曼斯和他的兩個助理律師，還有丹尼·帕爾格拉夫。原本，我以為相形之下他們會顯得很可憐，不過希曼斯的存在感太強了。他擺開架子，一個人就占了三把椅子的空間。《紐約時報》把這起案子的雙方比喻成了大衛與歌利亞，這麽說固然有道理，可就算希曼斯真的是大衛，那也是個威風凜凜的大衛。

等到我進入了大家的視線，所有的談話都停止了。在場的眾人都站起身來，興高采烈地迎接我。作為一個法官，不管什麽時候都有人巴結奉承，這是沒法避免的。

見面介紹的環節充滿了刻意的逢迎和虛偽的笑聲。希曼斯一直使勁兒駝著背，利用手臂長的優勢，站在一定的距離之外跟我握手，生怕自己的影子會籠罩在我身上。他很清楚，自己的塊頭和膚色會給人帶來怎樣的印象，他可不想嚇壞了眼前這個小個子的白人法官。

被告方打頭陣的正是克拉倫斯·沃思，他也是“萊斯利、詹寧斯與羅利”事務所的首席律師。他是一個身材瘦削的白人男子，身高有六英尺多，穿著頗為考究，顯得很有涵養。

接著走上前跟我握手的是阿波提根的法律顧問弗農·威拉茲，然後又是一大群我記不住名字的人，反正裏面沒有保羅·德雷瑟就是了。我發現在場的有些人根本就沒必要來參加這次審前會議，他們大老遠地從紐約、華盛頓等地趕到諾福克，其實就是為了跟我握手的這三秒鐘而已。

這種做法很愚蠢，但在他們看來，這是遊戲規則的一部分。再說了，反正埋單的是阿波提根制藥公司。我沿著桌子繞了一圈，最後來到一位儀表堂堂、頭發雪白的紳士面前，我見過他的照片。

“很榮幸見到您，法官大人。我是巴納比·羅伯茨。”阿波提根的首席執行官用一種十分圓滑的“牛津加劍橋”的口音說道，他將“巴”這個字發得非常飽滿、厚實。

這下我充分明白了這樁案子對於阿波提根制藥公司的意義。他們的首席執行官居然拋下了一切事務，專門跑來參加這個本該是例行公事的日程安排會議。整間會議室裏，唯一一個不願曲意逢迎的人就是帕爾格拉夫。在跟我握手的時候，他依然昂首挺胸，擺明了他認為我跟他不是一個智力級別的人。畢竟，你十三歲的時候申請到屬於自己的專利了嗎？二十一歲就獲得博士學位了嗎？都沒有。只要大天才丹尼·帕爾格拉夫在場，我們這些人就是擠破了頭也只能爭當屋裏第二聰明的人罷了。

“請坐，諸位，請坐。”我說。於是有座位的人就都坐下了，而我則依然站著，“我相信，今天上午弗裏蘭先生對各位應該招待得還可以吧？”

傑裏米笑了，各位律師也都微微一笑。

“很好。那麽關於庭外和解談得怎麽樣了？有什麽進展嗎？”我問道。作為一個法官，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這麽說。

大塊頭希曼斯馬上抓住了這個機會，說：“法官大人，我已經給被告方很多機會了，但他們根本就不領情。”

“法官大人，”沃思氣惱地說，“原告方就給我們提出了兩個選擇，要麽把專利期限內普瑞瓦利亞獲利的百分之五十五分給他們，要麽一次性支付給他們五百億美元。面對如此無理的要求，我們怎麽能達成和解！”

“無理？”希曼斯大聲道，“你們想用我方委托人的專利，居然還——”

“謝謝你，希曼斯先生。”我一張口，希曼斯便立刻住嘴了，“聽起來庭外和解是不大可能了。那證據開示討論得怎麽樣？”

於是，雙方便展開了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的唇槍舌戰，我在旁邊裝出一副認真傾聽的樣子。總結起來，就是沃思認為十七個科學家太多了，在他看來有十個科學家出庭做證就足夠了。而且，他還拒絕上交希曼斯要求的許多文件和電子郵件，他說其中包含了阿波提根制藥公司的大量內部情報，因而不能妥協。我耐心地等著他們把主要的觀點都說完，然後便問他們建議如何安排審前日程，結果又引發了新一輪的口水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