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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車前往諾福克市的四十分鐘裏，我一直在心裏反復練習著各種版本的說辭，以便在跟拜爾斯談話時能用上。

然而，不管哪個版本，聽上去都不怎麽可信。無論如何，斯卡夫朗都該進監獄待上十幾年才合理。他是有罪的，從他簽訂認罪協議的那一刻起，這就是不爭的事實了。而且，無論是涉案毒品的重量，還是過往的犯罪歷史，抑或其他判刑因素，全都證據確鑿、無可辯駁。就連為他辯護的律師都建議法庭做出十二年監禁的判決。

我設想了談話中有可能會出現的內容，但是，一想到拜爾斯會問我為什麽要放過這樣一個惡棍，我就無計可施了，估計只能是結結巴巴地顧左右而言他。這樣一來，就徹底坐實了拜爾斯及其他人對我的懷疑：

我被人收買了。除此之外，還能怎麽解釋一個法官為何會下令釋放一名已經認罪的毒販呢？

好吧，眼下還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真相。但我不能對他和盤托出，否則將會引發一連串災難性的後果。

到達沃爾特·E. 霍夫曼法院大樓時，我根本就沒想好對策，只能一臉茫然地盯著這棟宏偉的灰色石灰巖建築，這裏是我每天工作的地方，是聯邦政府權力的象征。我走進大樓，拼命讓自己表現得神色如常，努力回憶以前的情形，那時還沒有人覺得我被收買，那時我以為自己的女兒放學後會平安回家。

聯邦法院就像一個小小的星系，而聯邦法官就像星星一樣，時刻都被別人悄悄地關注著。多數有經驗的法院職員，在法學院學習了兩年多，接受了足夠的法律教育，因此對於案件的審理判決，他們都有自己的看法。一旦哪位法官做出了富有爭議的判決，整個法院的職員就會議論紛紛。

問題是，沒有一個人敢直接對法官提出意見。大家都只是在一旁悄悄地偷看法官，等他走遠了，才開始竊竊私語。人人都在談論你，可是卻不對你說，把整個聯邦法院搞得就像初中食堂一樣。

我希望在這些流言蜚語中，能有一些為我辯護的聲音。一直以來，我都用盡可能友善的態度對待法院裏的所有工作人員。無疑，有些法官根本不屑如此，他們覺得自己才是主角，其他人的工作都不重要，於是便天天戴著一張傲慢的面具，就像他們身上穿的法官袍一樣威嚴、不可侵犯。對此，我始終不太理解。在我看來，法院裏的所有工作人員，不論是打掃衛生的，還是下達判決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都只是在司法工廠裏共事的勞動者罷了。我們的職責都一樣，那就是確保這條司法流水線能正常地運作。更進一步地說，在法律面前，我們人人平等。身為法官，更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因此，我會對遇到的所有同事微笑，叫出他們每一個人的名字，並且對他們足夠了解，就像他們了解我一樣。比如，我可以告訴你，本·加德納是一位和藹可親的法院警務人員，在過去大概五十年的時間裏，一直在法院員工通道處站崗。他是阿拉巴馬大學橄欖球隊的鐵杆兒粉絲。我認識海克特·魯伊斯，他是一個性格急躁、容易激動的看門人，平時也負責清潔地板。最近，他感到非常驕傲，因為他的女兒考上了法學院。我還知道蒂卡·瓊斯，她在中心文員辦公室工作，喜愛人們誇獎她的發型，因為她總是在理發店花上數個小時來鼓搗頭發，時而編成辮子，時而接上新發。

也許這些友誼有點兒膚淺，但如今會不會發揮一些小小的作用呢？他們會為我說話嗎？還是也跟別人一樣在背後懷疑我？

單單走進大門問個好，就已經讓我覺得很負擔了。對本·加德納說完第一句“早上好”之後，我差點兒就落荒而逃。這樣強顏歡笑地跟他談論阿拉巴馬隊的後防線，讓我覺得對不起愛瑪。可是，不知為何，我竟然能保持著這幅假象，故作鎮定地通過安檢，上了電梯，最終來到內庭的大門前。

我的直屬工作人員有五個，他們負責的工作內容互有交叉。因此，每當遇到什麽事情，他們總是會團結協作、一起處理，就像集群的鯡魚[1]一樣：雖然是許多個體，但目標一致、共同前進。通常，他們都會輕松和諧地一起工作。可今天，我估計他們肯定是如坐針氈。盡管我免遭流言蜚語的正面攻擊，但所有的質疑和閑話肯定都沖著他們去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努力做出最勇敢的表情，然後推開了辦公室的大門。我要讓他們覺得我看起來很自信，並沒有受到閑言碎語的影響。

“早上好，諸位，早上好。”點頭，微笑。

“我很好，謝謝。你呢？”微笑，點頭。

“稍等，我要先打個電話，二十分鐘之後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