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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一小時裏，無盡的恐慌席卷而來，我和艾莉森都無力安慰彼此。最終，我們默默地走向不同的房間，各自深陷在地獄般的無底深淵中。

她去了起居室，拽了一條毯子裹在身上，呆呆地盯著墻壁，沉浸在痛苦中。我時不時能聽見悲傷的聲音傳來：尖銳的吸氣聲，可聞的顫抖聲，還有微弱的呻吟聲。

我多想跟她一樣向悲痛屈服。但我知道，如果不控制住自己，我就會忍不住去想眼前的現實，想到我們生活的地基已經轟然坍塌，想到支撐這個家庭的一切都已經粉碎瓦解了。那麽，我就會跌進無邊的空虛中，在可怕的現實面前徹底崩潰。

但是，我不能這樣，那份強烈的願望還在：我得做點兒什麽，我得救我的孩子，無論做什麽都行，我不能坐以待斃。我開始瘋狂地在房子裏來回踱步，最後，我停住腳步，坐在了廚房的餐桌旁。平時，孩子們就在這兒吃飯，坐在這裏，仿佛就能離他們更近一些。我把所有無關的念頭和恐怖的想象都拋諸腦後，強迫自己將注意力集中在斯卡夫朗身上。綁架孩子的人肯定跟斯卡夫朗有關系，不過究竟是為了什麽呢？

下午5：52分之前，斯卡夫朗一案絲毫沒有引起我的注意。這個案子太沒特點了。迄今為止，聯邦法庭上最常見的案子就是違禁藥品案。因為，在沒有硝煙的反毒品戰爭中，相關國家政策總是不具效力，這時就需要司法體系發揮作用了。就我而言，每年至少要處理三十件類似的違禁藥品案。

這周一，我們法院的職員把案件的相關材料遞交給我。周二，我跟負責起草判決前報告[1]的緩刑監督官[2]通了電話。周三，我在辦公室裏瀏覽了那份報告，內容主要是關於被告的人生經歷。

雷肖恩·斯卡夫朗出生在丹維爾，那是位於弗吉尼亞州中南部的一個沒落小鎮，其生父不詳。在斯卡夫朗六歲時，他的母親因涉毒品案被捕，隨後便被剝奪了親權[3]。斯卡夫朗是由姨媽撫養長大的。他第一次被捕時年僅十三歲，此後又多次入獄——毒品、槍支，槍支、毒品，偶爾還穿插著一些違章駕駛換換口味。在剩下的童年中，斯卡夫朗都在不停地進出少管所，最後順利畢業，陣地轉移到了州監獄。

後來，他去了弗吉尼亞海灘[4]，可能是為了開始嶄新的人生，也可能只是想換到一個警察不認識他的地方。其後，他度過了沒有牢獄之災的兩年，緊接著便惹上了大麻煩：警方從一個汙點證人[5]和斯卡夫朗的一名親戚那裏獲得了情報，查出斯卡夫朗藏匿了五千克海洛因、少量可卡因及快克[6]。

斯卡夫朗同意與當局合作，跳過審訊過程，直接簽了認罪協議。

這批毒品的重量不輕，這直接決定了這件案子要在聯邦法庭審理。雖然他的認罪態度良好，但是按照聯邦法庭的量刑準則[7]，能寬容的程度實在有限。加上斯卡夫朗以前那些五花八門的犯罪記錄，他這次很可能要被關很久。

除非，有人想保他。

可究竟是什麽人？為什麽？

雖然我對毒品交易王國的了解僅限於自己在法庭上見識到的那些，但再怎麽看，斯卡夫朗最多也只是個毒品交易鏈上的中層人員而已。起訴書上說，他藏匿的毒品是從另外一個人手上獲得的，起訴書將這個人列為一號未起訴之共謀共犯[8]，簡稱一號未起訴共謀犯。斯卡夫朗有一些自己的客戶，但是大部分情況下，他都只是作為毒品供應的中間人。他將毒品分開包裝，然後賣給毒販或吸毒者，他們會再到街頭販毒。

事實證明，這種交易的利潤並不高。斯卡夫朗被逮捕拘押時，住在一個小房間，開的是一輛老舊的克萊斯勒[9]汽車，平時還兼職做廚師，最近是在一個收容機構做兼職，拿著最低工資。警方在他的住處搜出了一小筆現金，我記得應該是二百三十八美元。他沒有銀行賬戶，交不起保證金，也請不起私人律師。這樣一個人，而且被關押著，怎麽可能找人綁架法官的孩子？

我回想了一下整個綁架過程。

首先，是短信。綁匪要確保我既不會去接孩子，也不會馬上尋找孩子。因此，他們用某種方式入侵了通信系統，以“艾莉森”的名義給我發了一條短信。

然後，是綁架。具體細節就很難推測了。薩姆和愛瑪在中部半島蒙特梭利小學讀一年級。那所學校很小，除了薩姆和愛瑪之外的一年級學生只有三個。在這種情況下，有兩個孩子不見了，不可能沒有人注意到。而且，學校老師也不會讓陌生人接走學生。學校有一個名單，獲得家長許可能接孩子的人都列在上面。我和艾莉森給學校列的名單只有賈斯蒂娜和艾莉森的娘家人，包括她的媽媽、兩個姐姐和兩個姐夫。難道綁匪能夠瞞天過海，避開了這項安保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