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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聞到杜松子酒的味道。不是淡淡透出來，好像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前喝上四五杯提神的那種，而是好比整個太平洋裝的都是酒，我一個猛子跳下甲板，紮進海裏。我頭發裏眉毛裏有酒，下巴上面下面也有。襯衣上也都是。我聞上去就像只死蛤蟆。

我外套不見了，正仰面躺在誰家的地毯上，旁邊是那張沙發床。我看著一幅畫框裏的畫。畫框是廉價木料打的，上了漆；畫面裏赫然露出半截淡黃色高架鐵路，一台鋥亮的黑色機車牽引著一列普魯士藍皮火車。透過鐵路下高大的拱洞，能看到一大片黃色海灘，到處是遊泳的人和條紋遮陽傘。三個女孩撐著紙傘結伴向上走，一個穿得鮮紅，一個淡藍，還有一個碧綠。沙灘外彎彎曲曲的海灣藍得不講道理。它沐浴在陽光裏，星星點點散布著弧形的白帆。沿海灣內陸的曲線，三道山嶺高聳連綿，顏色各異：金色、赤褐色和淡紫色。

畫面下方印著一行粗體字：坐藍皮火車看法國裏維埃拉。

這句子出現得可真是時候。

我疲憊不堪地伸出手，摸了摸後腦勺。感覺鼓鼓的。一碰就一陣劇痛，從頭痛到腳底心。我呻吟起來，一邊呻吟一邊罵罵咧咧——出於僅剩的那點職業驕傲。我小心地慢慢翻過身，看著翻下來的壁掛床床腳——是對床中的一張，另一張還在墻上。漆木上的花飾圖案很眼熟。那幅畫之前一直掛在沙發床上方，我卻壓根沒注意。

在我翻身的時候，一只方形酒瓶從我胸口“咣當”滾落到地上。是無色的透明玻璃瓶，空了。要說一只瓶子能裝下我身上這麽些酒，好像不大可能。

我用膝蓋支起身體，四肢著地撐了一會兒，嗅聞著，像只吃不下飯卻又不肯罷休的狗。我伸長脖子動了動頭。疼。我又把頭轉了幾下，還是疼。我爬起來，卻發現自己沒穿鞋子。

我的鞋扔在壁爐板旁，草率到了極點。我疲乏地穿上鞋。現在我成了個老頭。我正走下最後一段綿長的山路。可我的牙還剩下一顆呢。我用舌頭舔了舔它。好像沒有酒味。

“會讓你們統統償還的，”我說，“總有一天，會讓你們統統償還。有你們好受的。”

我看到打開的窗戶旁的桌子上放著台燈。看到厚實的綠色沙發床。看到遮住門洞的綠簾子。絕不要背對綠色簾子坐。總會招來不好的結果。總會出點岔子。這話我是對誰說的來著？一個拿槍的姑娘。一個面無表情、把自己的金發染成了棕發的姑娘。

我四顧尋找她。她還在那兒。她躺在那張放下來的單人床上。

她赤條條，只穿了一雙褐色襪子。頭發蓬亂。她脖頸上滿是淤青。她的嘴張著，舌頭腫得都裝不下了。她眼珠暴突，眼白已然不是白色。

她裸露的肚皮上有四道惡狠狠的抓痕，皮開肉綻，白色上映著緋紅。抓得很深很猛，是四個充滿怨毒的指甲留下的。

沙發床上亂堆著衣服，多數是她的。我的外套也在裏面。我從裏面理出我的外套，穿好。我的手在翻檢的時候，有什麽東西在下面清脆地響了一下。我抽出一只長信封，錢還在。我把信封放進口袋。馬洛，五百塊。希望錢一分沒少。好像也沒什麽別的可希望的了。

我踮起腳輕輕走著，如履薄冰。我彎腰摸了摸膝蓋窩，想知道到底哪個最疼——膝蓋，還是彎腰摸膝蓋時我的腦袋。

走廊裏傳來滯重的腳步聲，還有刺耳的嘀咕。腳步停了。一只拳頭重重地砸在門上。

我站在那兒，斜眼看著門板，緊緊抿住嘴。我等著有人開門走進來。有人擰門把，可沒人進屋。敲門聲又響了一陣，停了，幾個聲音又犯起嘀咕。腳步聲遠了。不知道去叫經理拿鑰匙開門要多久。沒多久。

來不及讓馬洛從法國裏維埃拉逃回家。

我走到綠簾子前把它撥開，朝通向浴室的一條又短又黑的走道裏探看。我走進浴室，打開燈。地上鋪了兩塊防滑毯，浴缸沿上疊著一條地巾，浴室一角有一扇卵石紋路的玻璃窗。我關好浴室門，站上浴缸邊緣，慢慢打開窗。這裏是六樓。沒裝紗窗。我伸出頭去，看著外面的漆黑一片，勉強瞥見一條兩旁栽了樹的街道。我扭頭一看，發現隔壁套間的浴室窗戶相距不過三英尺。一頭壯碩的山羊要跳過去完全不成問題。

問題是一個傷痕累累的私家偵探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又會造成什麽後果。

後面，好像有個遙遠而低沉的聲音在念警察的經文：“開門！不然我們就把門踢開了！”真讓人笑掉大牙。他們不會把門踢開的，因為踢門的話腳吃不消。警察都很愛護腳。自己的腳差不多是他們唯一愛護的東西。

我從擱架上抓了條毛巾，卸下窗戶的兩半，緩緩站上窗台。我把一半身子甩到隔壁浴室的窗台上，一邊抓牢那扇開了的窗的窗框。如果隔壁的窗沒鎖，我將將兒能把它推開。但窗鎖了。我挪動一條腿，往窗閂上的玻璃狠狠踢去。聲音大得在裏諾[1]都能聽到。我用毛巾裹住左手，伸進窟窿裏打開鎖閂。下面的街上有輛車駛過，可沒人朝我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