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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謹小慎微的夜半敲門聲響了起來，我走過去打開門。金斯利人高馬大，穿了一件米色的設得蘭羊毛運動服，圍著一條黃綠相間的圍巾，塞在松垮翻起的領子裏。一頂透著暗紅的棕色翻檐帽拉得低過額頭，帽檐下面，那雙眼睛仿佛屬於一頭病懨懨的動物。

弗洛姆塞特小姐一起跟來了。她穿著便褲趿著拖鞋，上身是深綠色的外套，沒戴帽子，頭發泛出邪惡的光澤。她的耳墜是一對小小的人造梔子花，一上一下，一邊耳畔花開兩朵。隨著她飄然而至的，還有“皇家吉勒雷恩，香水中的香檳”。

我關上門，示意他倆找位子坐，說道：“喝一杯也許有點用。”

弗洛姆塞特小姐坐在扶手椅上，腿交疊著，四下找起煙來。她找到了一支，隨性地一揮手，點上煙，朝天花板一角露出冷冷的微笑。

金斯裏站在地板中央，焦躁地虎著牙，恨不得吞掉自己的下巴。我走到外面的吃飯間，調了三杯酒，拿進屋來遞給他們。我端著自己那杯坐到象棋桌旁的椅子上。

金斯利說：“你到底幹嗎去了？腿又是怎麽了？”

我說：“一個警察踢了我。貝城警局送我的禮物。這是他們那兒的常規服務。至於我去了哪裏——因為酒駕進了班房。看看你這副表情，好像我很快又要回去了似的。”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麽，”他說，“一句也聽不懂。沒時間開玩笑了。”

“行啊，不開就是了，”我說，“你聽到了什麽消息？她在哪兒？”

他一邊拿著酒杯坐下，一邊屈起右手手指，伸進外套。抽出來的是一只狹長的信封。

“你得把這個拿給她，”他說，“五百塊。她想要更多，但我只能籌到這些了。我在一家夜總會套現了一張支票。不容易辦。她必須出城。”

我說：“出什麽城？”

“她就在貝城的某處。我不知道具體位置。她會在第八街阿奎羅大道的孔雀酒吧見你，或者那附近。”

我看了一眼弗洛姆塞特。她仍舊盯著天花板一角，好像就是出來兜風的。

金斯利擺手一擲，信封落在象棋桌上。我看了看信封裏面。確實是錢。他的這部分話至少不假。我把信封擱在那張嵌有咖啡色和淺色鍍金方塊圖案的精美小桌上。

我說：“她為什麽不能取自己的錢呢？隨便哪家酒店都可以用支票結賬。大多數還能幫她兌現。她的銀行賬戶被關了還是咋的？”

“沒法詳說，”他說，“她有麻煩了。我不知道她是怎麽知道自己有麻煩的。除非廣播裏已經放出逮捕令了。有嗎？”

我說不知道。我沒什麽空聽警方發布命令。聽活生生的警察說話都來不及。

金斯利道：“嗯，她現在不能冒險去兌現。之前沒問題。可現在不行了。”他緩緩擡起眼睛，用我見過的最空洞的眼神盯著我。

“行吧，確實講不通的時候也不能硬來，”我說，“那麽她就在貝城。你跟她通過話了嗎？”

“沒有。弗洛姆塞特小姐跟她通的話。她打了電話到辦公室。當時剛下班，可海濱來的那個警察——韋伯上尉，跟我在一起。弗洛姆塞特小姐自然一句話也不想讓她說。她叫她再打來。她不願留下電話讓我們打過去。”

我看了看弗洛姆塞特小姐。她的眼睛不再盯著天花板了，而是對準了我的頭頂。她的眼神裏空無一物，如同垂下的簾幕。

金斯利繼續道：“我不想同她說話。她也不想同我說話。我不想見到她。我想萊弗瑞就是她殺的。韋伯看起來對此非常確定。”

“這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我說，“他說的跟他想的都不一定在同一個層面。我覺得你妻子並不知道警察在找她。現在早沒人聽警方的短波電台解悶了。說來她後來回電了。然後呢？”

“當時都快六點半了，”金斯利說，“我們只好坐在辦公室裏等她的電話。你來跟他說吧。”他轉頭看著那姑娘。

弗洛姆塞特小姐道：“我在金斯利先生的辦公室裏接了電話。他就坐在我旁邊，但沒說話。她要求把錢送到孔雀酒吧，還問由誰來送。”

“她聽起來害怕嗎？”

“一點兒也不。完全冷靜。要我說，冷靜得像塊冰。她講得很清楚。她明白一定會有個她不見得認識的人拿錢去。她好像知道德裏——金斯利先生不會親自去。”

“叫他德裏就行，”我說，“我猜得到你在說誰。”

她淡淡一笑。“每小時過十五分左右，她都會去孔雀酒吧。我——我想你去應該合適。我把你的樣子跟她說了。你會戴著德裏的圍巾。這點我也說了。他在辦公室放了幾件衣服，這條圍巾就是從裏面拿的。夠顯眼的了。”

她講完了。那圍巾的顏色就像是往一攤蛋黃上扔了幾只綠色的肥腰子，戴著它進酒吧，好比推了輛紅白藍三色手推車，確實顯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