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那片牢房幾乎是簇新的。鋼鐵墻上和門上刷的戰艦灰油漆依然泛著嶄新的光澤，只是有兩三處煙草色的唾沫斑痕煞了風景。頂燈嵌在天花板裏，罩著厚實的毛玻璃。牢房一側放了兩個床位，有個男人在上鋪呼呼大睡，裹了條深灰色的毯子。看他睡那麽早，也聞不到酒氣，而且選了與人方便的上鋪，我斷定他是老住客。

我坐到下鋪。他們繳了我的槍，但沒有搜我的口袋。我拿出一支煙，摸了摸膝蓋窩火辣辣的包。疼痛感一路傳到了腳踝。我噴在外套正面的威士忌散發著惡臭。我把衣服舉到面前，吐出煙熏了熏。煙升騰起來，繚繞在天花板上那一方透出燈光的玻璃周圍。監獄似乎安靜極了。在監獄別的位置，遠遠的某個地方，有個女人在弄出刺耳的聲響。我這裏安靜得猶如教堂。

且不論那女人身在何處，她突然尖叫了起來。那叫聲又尖又細，不太真實，有點像月光下的狼嚎，但沒有狼嚎那種哀慟的升調。過了一會兒，叫聲止住了。

我抽完兩支煙，把煙蒂扔在屋角的小便池裏。上鋪的人還在打鼾。我只能看到他戳在毯子外面的潮濕而油膩的頭發。他趴著睡覺。他睡得很香。他可真有能耐。

我又坐到床鋪上。床板是一根根扁平的鋼條，上面蓋著又薄又硬的褥墊。兩條灰毯子整整齊齊疊在一旁。這是個相當不錯的牢房。就在新建的市政廳的十二樓。貝城是個相當不錯的地方。住在那兒的人都這麽覺得。我要是住在那兒，可能也會這麽覺得。可以看見秀麗的藍色海灣、海邊峭壁、遊艇港口和幽僻街道上的一幢幢房子：老房子靜靜擁在老樹下，新房子門前是修剪得宜的青草地、金屬絲圍欄和栽種在路邊綠化帶的小樹苗。我認識一個住在第二十五街的妞兒。街是條不錯的街。妞兒也是個不錯的妞兒。她喜歡貝城。

她不會去想老城際鐵路南邊的陰郁沼澤地上一路延展開去的墨西哥人和黑人的貧民窟。也不會去想峭壁南面的沙灘邊那些下等酒吧和坐在安靜得過頭的酒店大堂裏、從報紙上方探出小小的妖冶臉蛋留意過客的姑娘，更不會去想寬闊人行道上那些扒手、賭徒、騙子、瞄準醉漢下手的小偷、男妓和基佬。

我走到房門邊站定。對面沒有人在鬧騰。監區的燈枯冷而沉寂。這監獄生意夠爛的。

我看了一眼手表。九點五十四分。這時候應該回家，穿上拖鞋，玩一局象棋。這時候應該滿上一大杯涼爽的酒，悠然自得抽幾口煙鬥。這時候應該擱起腿坐著，什麽也不想。這時候應該看累了雜志，打起哈欠來。這時候應該好好做一個人，做一家之主，徹底閑下來，休息，呼吸夜晚的空氣，重整腦筋，迎接明天。

一個穿藍灰相間監獄制服的男人沿過道走過來，念著房間號。他走到我那間前面，打開房門，冷冷注視著我——他們覺得，臉上永遠永遠永遠都必須是這副表情。我是警察，哥們兒，我可不好糊弄，小心點兒，哥們兒，不然我們就要修理你了，叫你滿地找牙，哥們兒，別老那副德行，哥們兒，老實交代吧，哥們兒，跟我來，別忘了我們不好糊弄，我們是警察，對付你這種小流氓，我們想怎麽玩就怎麽玩。

“出來！”他說。

我邁出牢房，他把門重新鎖上，大拇指一個示意，我便跟他一路走向寬闊的鋼鐵大門。他打開門鎖，我們走進去，他重新鎖好門，鑰匙在碩大的鋼質鑰匙圈上動聽地叮當作響。走了一陣，我們又通過一扇鋼鐵門，門外側塗成了木頭的顏色，內側則是戰艦灰。

德加莫站在長桌邊，正跟內勤隊長說話。

他轉過亮閃閃的藍眼睛，看著我道：“還好吧？”

“很好。”

“喜歡我們的牢房？”

“我很喜歡你們的牢房。”

“韋伯上尉想跟你談談。”

“很好。”我說。

“除了‘很好’你就沒別的詞兒了？”

“暫時沒有，”我說，“待在這兒，沒有。”

“你有點瘸嘛，”他說，“踩著什麽了？”

“是啊，”我說，“踩到根警棍。它躥起來就咬我左邊的膝蓋窩。”

“太糟了，”德加莫眼神木然地說，“去管財物的人那兒把東西拿回去吧。”

“東西在，”我說，“沒有沒收。”

“好吧，那很好。”他說。

“可不，”我說，“很好。”

那位內勤隊長擡起他邋裏邋遢的頭，注視我倆良久。“如果真想看好東西，”他說，“你該去看看庫內那只愛爾蘭小鼻子。一鼻子一臉的，就像華夫餅上的糖水。”

德加莫心不在焉地說：“怎麽？他跟人打架了？”

“我沒問，”內勤隊長道，“也許那根警棍也躥起來咬他了吧。”